顾准全传：拆下肋骨当火把转帖、推荐这篇评论：维舟《读顾准》

读顾准

时间：2006-06-02

顾准的名字，在十年前我还刚上大学时一度十分响亮。不过当时我对他论述的问题没有兴趣，近日才在朋友推荐下通读了《顾准文集》和《顾准全传》。坦率地说，我非常失望。

从其生平来看，顾准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妻离子散的最苦闷时期才开始读史，当时已51岁，而之前他的专业方向一直在财政方面。文集里的存稿，绝大部分都是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1972-1974）里写下来的，在这么短时间内有一些独立思考的见解，已算不易，要把他抬高到“民族思想家”的高度，那是不恰当的。苛刻一点说，他的一些稿件仅是博士论文的水平，细节处可看出他读书时对各种材料的囫囵吞枣[1]。仲维光评价他的论文“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虽然冷酷了一点，但倒比吹捧他的文字更接近于事实。

《顾准全传》更是一本失败的传记。此书750页，51万多字，但实际上我认为1/3的篇幅就已足够了；写这么多字本身就表露出作者“宏大叙事”的野心，而这一野心不幸和他的才能不相称。作者高建国是记者出身，文风深受***新闻学的影响，以至于此书读来类似于中央台新闻联播里对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报道。他夹杂了过多的文学色彩和主观感情，常常毫无必要地炫耀一些典故词句，顾准在他笔下是一个十足的完人——这不是在写传记，而是毛氏新闻学中最常见的塑造典型的方式，是在塑造神话。这种缺乏自制力的笔法极大地削弱了顾准生平的悲剧性质。

一个优秀的传记作者，其身份应当是与传主平等地对话——包括必要的批评，但高先生却经常情不自禁地过分抬高顾准。潘序伦出于爱才，对顾准的容忍可谓至矣尽矣，但作者似乎认为潘是一个顾准不值得对之报恩的阶级敌人。至于顾准在出任上海财税局长后严厉斥责帮他热饭的下属（P294），更是莫名其妙，这居然也被当作美德。文中也时常有一些极老套的插曲，例如抗拒腐蚀和美女诱惑、以及和苏联专家的对抗——当然，正确的是在中国人顾准一边[2]。

最不能使人的满意的，是作者对顾准一生最大悲剧的肤浅记叙。他把顾准文革中的妻离子散都归结于“那个残酷的年代”，顾准之妻汪璧在后期明显地背弃了他，并要为五个子女公开与父亲断绝关系负主要责任，作者也轻轻地为她开脱，认为这是“冷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容不得他们啊！”（P583）这种话语是毫无价值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有句台词：“我必须埋葬我的兄弟，即使他是国家的叛徒。”相比起来，中国人向来是一个鼓励大义灭亲的民族，却缺乏原罪意识。汪璧和五个孩子固然受累于那个时代，但不可以将自己的罪责都推卸给那个时代——否则，就出现像大多数日本人那样，觉得二战自己也是被逼的，是时代之错、战争之错，就此回避了自己良心的罪责。

顾准曾自称完全可以得三个博士：经济学、历史学、数学（P654），他的传记作者更慷慨，似乎认为他再得六个博士也绰绰有余，称顾准是“多学科的博大精深”，“罕见的天才 ”。在他笔下，任何逆境也不可能对他笔下的英雄造成实质性的阻碍，“正是重叠的苦难和深远的忧患意识，造就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家顾准！”（P448）顾准的著作是“惊世骇俗的”（P573），后来国外很多学者的论点和他“居然完全一致”或“都和顾准十分相似”。褒扬达到这种程度，已经过犹不及，不过作者显然不具备公正地评价顾准价值的能力——看得出来，他并不真正理解顾准的作品，只是想尽可能地证明顾准是正确、伟大的。

前代名作并非不可批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中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作《怎么办？》“在艺术上没有成就，作者在写作上没有才华……所阐述的社会乌托邦也完全是肤浅的。 ”小说的巨大意义“主要是道德上的”。这一点用来引论顾准，也差几近之，如果排除他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他的著作就并不显得那么“惊世骇俗”了。他是最早觉醒的人，这是他的价值，也是他的局限。正如我们回顾唐诗史时，承认初唐四杰开创性的功绩，但不必因此而将他们的作品抬高到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平齐甚至更高的程度。胡适《尝试集》开白话诗歌之先河，有其历史地位，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诗”简直不忍卒读，毫无文学价值，难怪饱受时人讥评。

仲维光曾评价顾准著作“只有社会政治价值，却无学术思想价值”。顾准之所以在1994年后突然成为万口传诵的名字，其原因还是在于他是那个时代的良心，一个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象征——这样一个人，不可避免是极为痛苦的（“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中国向来缺少这样殉难者的形象。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谈到萧军等人时说：“现在看来，这些作家的一生似乎比他们的作品更有历史意义。”顾准的一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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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准文集》（贵州人民1994.9版）中可以看出，顾准引用的一些西方专名前后不一，这很可能是他读书时随手翻译或不加批评地摘引各种史料，以至造成不统一，如：

P131：Etruria作“伊达拉里亚”；而P283作“埃特鲁利亚”；同一地名，一作“库迈”，一作“库梅”

P159：Scythians翻译作“斯切仃斯”（这一译法想系他自创），下几行又把同一民族作“斯基泰人”

又中东著名古城Sidon及Tyre，P157作西顿、推罗；P163作息敦、泰尔；P164：泰尔、西顿；P193：推罗、西顿；P200：息敦、泰尔，前后极不统一

P256：柏拉图名著Republic翻译为《共和国》，通常译为《理想国》

[2] 《顾准传》（上海文艺2000.1版）P406提到苏联院士涅姆钦诺夫“大概可以称为这中间最傲慢的一个人”，指责他对竺可桢蛮横无礼。但同一章P396 却又说到涅姆钦诺夫为治疗彭加木的癌症，极乐相助，亲自出面帮忙寻到了稀有药物，快速发到顾准手里。而顾准据以为竺可桢“捍卫尊严”的，也是颇可笑的：即强调竺可桢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官位比涅姆钦诺夫高；如果这是事实，那涅姆钦诺夫“大为恼火”，倒也并不奇怪。

此书还喜欢不必要地引用一些典故，不幸有些也引错了，略举如下：

P400：提到北庭古称“八失别里”：按应是“别失八里”。

P404：提到1900年海兰泡惨案中国人死难20万，按当时江东六十四屯中国人最高估计也只有3.8万人，一般认为这一惨案中死难者为5000人

P554/585：谈到印度贱民“阿丘特”。按印度的贱民阶层现在正式名称是“表列种姓”，其他种姓称之为“达利特”（Dalit），甘地为之改称“哈里真”（神之子），却没有“阿丘特”一说，揣其音，大概是英语Untouched，贱民有时是被称Untouchable，不过汉语还很少以音译来这么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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