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塔杀机《作为故事结局的“9·11”》

罗豫/文

如果说“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存在真的有其正当性，那么《巨塔杀机》不啻为该领域的一个范本。重要的关节，作者劳伦斯·赖特都以新闻事实和采访资料为基础；细节上，他又用几乎不动声色的、相当克制的文学想象来丰满人物形象。赖特尤其注意不去迎合读者的先入之见。那些指望在书中看到一个恐怖杀人狂本·拉登的读者，那些总渴望在纷争中区别正义与非正义的读者，将发现赖特一直在竭力忠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这样一部作品荣获普利策奖等多项大奖，确在情理之中。

赖特采访的人数之多（近700人），掌握资料之庞杂（参考文献约160种），触及问题之敏感（“9·11”堪称美国本土历史上最严重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不难让人感觉到这一主题是块巨大的“硬骨头”。他不仅要在众多消息来源中辨别真伪，还得在坚持客观性的同时不失戏剧性，让即便不从事专业研究的读者也有兴趣读完这厚厚的一本。花了5年多功夫，赖特做到了。从该书所述的资料来看，“9·11”前的基地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战绩，都无法与国际上其他著名的恐怖组织相比。而美国方面，如果不是官僚制度的众多缺陷，“9·11”事件完全可以避免。双方的“超常发挥”凑在了一起，或许也是该事件让世人如此震惊的原因之一。

“9·11”给美国之外国家带来的冲击，除了好莱坞电影般的视觉震撼，金融报表上陡峭向下的线条，恐怕就是关于普适价值的又一次反思。本·拉登于1996年8月在阿富汗山洞中向美国宣战时，曾把矛头指向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威廉，我要告诉你：这些年轻人热爱死亡就像你热爱生命一样……”美国是游戏规则以内最强大的玩家，本·拉登意识到，破坏游戏规则才有可能打败美国。

在另一个场合，本·拉登对巴基斯坦记者的一番大道理反倒散发着一种和他的美国敌人相似的味道：“恐吓一个无辜的人，对他实施恐怖行动，这是应该反对的不公行为；而不公正地对人实施恐怖行动也是不对的。反之，对压迫者、罪犯、窃贼与强盗实施恐怖行动则很有必要，因为这样才能保证人们的安全，保护他们的财产……”他的另一番话，更让人忍不住联想“9·11”后的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表现：“由于你们在我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对你们进行恐吓是我们合法的权利，也是一种道德义务。”

与之相比，书中的另一位主人公——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恐部门主管约翰·奥尼尔恰恰集美国人的进取与“堕落”（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眼中）于一身。他既是不屈不挠的反恐斗士，又是一个虚荣的物质主义者；他是官僚体制内有个性有能力的强硬人物，却背着妻子同时周旋于三个女人中间，生活奢侈、债台高筑。他最终未能阻止本·拉登，并戏剧性地死在“9·11”事件中。

赖特所呈现的历史让人隐隐悲观：比起民主、人权和法制，强力、惩罚和报复似乎才是真正跨文化的“普适价值”。信奉文明冲突论的人，或许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审视一下，到底是什么文明在和什么文明冲突。赖特对本·拉登的一个评价，给这一问题指引了另一种可能的解答：“在阿富汗的山洞中对美国宣战的本·拉登，就像是一个不受腐蚀、不屈不挠的原始人，要与美国这个世俗的、科技巨人的惊人力量抗衡；他所要对抗的是现代性本身。”

赖特所述的恐怖与反恐的此轮对决中，“9·11”成为了故事的结局。但如果赖特继续往下写，则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事件有可能被评价为真正的历史转折点：“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的‘9·11’悲剧诞生在埃及的监狱之中。开罗的人权主义者认为酷刑催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实际上，羞辱这一主题（也就是酷刑的本质）对于理解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愤怒至关重要。埃及的监狱变成了一座制造激进分子的工厂，这些人寻求报复——他们把这叫做正义——的愿望压倒了一切。”

至此，该书至少呈现了本·拉登恐怖袭击的两个根源：宗教信仰者对现代性的抵抗和受辱者对羞辱者的报复。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的虐囚事件，仿佛只是下一个故事的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