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白衣飘飘的年代》

高晓松专辑《青春无悔》中的《白衣飘飘的年代》等三首歌，统题为“纪念诗人”。他说，是得知一位诗人死讯后所作。这位诗人，应该就是顾城。这张专辑着力之处，已然不似写“歌词”，而是在创作诗歌。尤其是他在每一首之前，都加了一个“小序”。

在“纪念诗人”里，他写道：“我无法描述出那个时代的确切模样，只记得那些包裹里的诗集，校园里的诗社，还有女生们收集的写满小诗的书签，那时候写一首诗比现在唱红一首歌收到的信还多。那是个白衣胜雪的年代，四周充满才思和风情，骠悍和温暖……”

高晓松的“那个时代”，已非顾城的“那个时代”，也并非我的“那个时代”。只是在他的这几句话里，“那个时代”第一次以比较感性的面孔呈现在我的眼前。 “白衣飘飘”四个字，恰如毛羽，足以缭乱情思。

高晓松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充满温情和想象。如今手边新得了一本书，名叫《半生为人》，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来讲述那个时代的“才思与风情、骠悍和温暖”。她叫徐晓，曾是《今天》的一员，她笔下的人物，多为《今天》的成员：周郿英、赵一凡、北岛、芒克……还有高尔泰、史铁生等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不能回避的名字。

先随手翻翻，在111页上，看到了一张照片，足以为“白衣飘飘”作注。1980年，她的大学时代。她坐在小舟上，白色短袖衬衫掖进及膝短裙里。她的身体正对着摄像者，眼睛却望向湖面，笑容绽放，若有所思。她泰然自若的翘起二郎腿，可以清晰地看到脚上的短丝袜以及塑料凉鞋。我敢说，这样的神情，这样的装扮，这样的姿态，只能属于那个年代。后来者觉得古怪，对里面的人物而言却又无比熨帖。

书中照片，无过黑白灰三色。那些白衣飘飘的人物，神情里自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坚毅和自信。曾经在父辈的照片里反复地看到过这样神情，不知道是可喜还是可悲？

当然令我继续翻下去还是文字。一本曾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引起强烈反响回忆录，带动了新一轮“私家著史”风潮，亲历者对读者讲述大时代大事件里原本鲜为人知的细节，自然是吸引人的。只是我是个谨慎的人，我总以为历史的真相本不可还原，即使著史者秉持公心，所谓的信史，漏洞依然比比皆是。私人著述更难以洗尽恩怨，叙述者又每每不知不觉把自己当作全知全能的上帝，使我不能不对其讲述有所保留。

但是，我并不反感这类作品本身。相反地，我希望有更多人记录下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惟有如此，才能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比照，从而使我们更接近于真相——虽然永远不可能到达。

《半生为人》赢得我的信任。因为作者诚恳，并无打理“大历史”的野心。虽然偶尔走神，带出全知的口吻，总的来说，还是保持足够的旁观的谦逊，并不试图给人物下定论。或者因为所写的都是她极为熟悉和亲切的朋友与爱人，避免了这一陷阱。作者自己说：“与其说文章有好与不好之分，不如说有真与不真之别”。对这句话本身我有保留意见，然而作者的确是力葆“尊重之意、热爱之心、敬畏之情”。所以书的标题是“半生为人”，落实的是自身，而不是时代。

白衣飘飘，意味着物质极度匮乏，精神却又是极度张扬。中国历史自来就有一治一乱之说，鲁迅先生对此有个精彩注释——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何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政治上大一统的朝代，往往禁锢森严；一盘散沙的乱世，自由思想与精神反得以借机抬头。战国如是，魏晋如是，明末如是，文革浩劫之后亦如是。那个时代对真理的渴求与为真理献身的勇气，是今日无法比拟的；在创作上汲取与创新的渴求，对文学纯正的热爱，也是今日无法比拟的。

然而白衣飘飘绝非仅仅意味着超逸的诗情，而是坚定的承载世间的苦难。魏晋风骨绝不仅是宽袍行散挥麈谈玄，也是嵇康陆机张华们血淋淋的头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必须做好准备接受主人公们追寻文学和真理之路付出的苦难，一程又一程的苦难。他们的遭遇，不仅是时代的残酷，某种程度上更是他们自我选择的结果。选择什么，承担什么，勇于承担，所以高贵。

也许因为这一点，书中的一个小人物崔德英（165页）的命运，和作者丧夫、入狱等等惨痛经历同等的使我心口微颤。作者说，她是“曾经以献身的精神投入《今天》，却因此而荒芜的人”中的一员。一个纺织厂的女工，因为对诗的热爱，遭遇不测，从此偏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至于癫狂。她愿意承担的，远远超过了她所能承担的。如她一般做着梦的“文学青年”，在那个时代，还有许许多多吧。

如果容我对文字作一点批评，那就是，它还带着一点那个时代的烙印。也许激情澎湃的语句与它的内容相宜，我却宁愿她更冷静一点，更内敛一点。

如果把这样的批评延伸到诗人们那里，我以为新诗有个悖论，最广为传诵的诗作，往往并非诗人最好的作品。比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比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论其锋芒，自然是刀发于硎，论其艺术，去“扬眉剑出鞘”乃至文革诗作并不远。那个时代的诗人，几乎都有过这样的作品。人，其实是很容易被自己批判的东西同化。

高晓松在序末哀叹：“死去的人是幸福的，而我们还要在这个滑稽得令人绝望的世界上坐着，在黑夜里为一张赖以糊口的唱片撰写文案，并且试图讲述你们。”也许，一种理想主义的死去，从某个角度来说并非坏事，而是另一种坚实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