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哲人的孤寂与担当——兼析启蒙的必然逻辑以及真理秘传对于精

哲学（philosophy），这一源自拉丁语系的名词，也曾翻译为“爱智慧”，尽管这有一层从动词到名词的变迁过程，但是哲学仍旧保留着其固有的自然内涵，。亚里士多德把知识（智慧）分为物理学(自然科学，理论科学)、伦理学（实践科学）、诗学（创造科学），在理论科学中，在物理学之后形成了形而上学（metaphysics），据笛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之后，形而上学就成为了第一哲学。也即在知识的等级秩序上形而上学处于最高的位阶上。中国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是易经中关于“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下之谓器”的论述无疑也凸显了哲学的这一内涵，形而上学是无止境向上的历程，是不断meta(“原道”)物质世界的精神或灵魂，尽管说宋儒与清儒关于“形上”、“之谓”以及位阶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诠释。由此，哲学翻译成形而上学或道，仍是跨文化交流的自然正当。

先就何为第一哲学的古今之争避而不谈，仅就形而上学怎样成为第一哲学及其带来的启蒙问题做一分析会有助于理解这一古今之争的可能性？下面就以据说为康德“第四批判”的“历史理性批判”为切入口来分析启蒙的必然逻辑。

在汉语世界，何兆武先生把康德于1784-1797年间（60岁至73岁）所写的有关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8篇论文“组合”成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其中第二篇为1784年（康德60岁）所写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在同一年写了《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也即是康德历史哲学的宣言，开篇云：

无论人们根据形而上学的观点，对于意志自由可以形成怎么样的一种概念，然而它那表现，亦即人类的行动，却正如任何别的自然事件一样，总是被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历史学是从事于叙述这些表现的；不管它们的原因可能是多么地隐蔽，但历史学却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却可以揭示出它们有着一种合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的秉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又是漫长的发展。(PP1)

其实这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历史哲学同时也是康德政治哲学的宣言，也即“意志自由”、“进步”、“发展”无疑是现代性社会的政治主题。而且这一系列考察是在“形而上学”的关照下并被“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

由此，康德同年完成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就是对现代性政治主题的主体辩护。无疑，辩护也即是辩论，有着潜在或隐晦的“敌人”，或许通过通过对这篇文本的细致研读，可以探知康德的“敌人”是谁？开篇就满腔热情地对启蒙运动做了形而上学的定义：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语出罗马诗人贺拉士[Horac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PP23）

读到这里，我们自然地会想起法国大革命，想起卢梭，“人生而自由，而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修辞同样也适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的言说：“我们的时代特别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批判。”正如经典作家指出的：“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0页。）何兆武先生在译序中进一步清晰的指出：“康德自18世纪60年代之初即开始阅读卢梭，并对历史和政治的理论感到兴趣；从1767年起曾经多次讲授过‘权利理论’。所谓历史理性批判，其内容实质不外是法国革命原则——即，（一）牛顿的自然法则；（二）卢梭的天赋人权；（三）启蒙时代的理性千年福祉王国学说——在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中的提炼。”（《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1990，第13页）这种“卢梭”式的修辞在下面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一个君主就更不可以对他的人民加以规定了；因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为他自己的意志。”（PP29）

接着康德把辩论的重点放到“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地是放在宗教事物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PP31）

无疑，康德辩论的“敌人”就是政治-神学意义上的基督，虽然康德也克制的“就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靠它来保持纯粹的消极态度，以便他们由于一种人为的一致性而被***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环这一目的。”“同样地，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会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批准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可以给他的良心增加负担的东西。”（PP26-27）

由此，康德的启蒙哲学昭然若揭，“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PP24），就连作为牧师的“学者”（这里的“学者”无疑就是哲人了），也要把“建议传达给公众”，而且并无“任何可以给他的良心增加负担的东西”。通过以上的梳理，这里启蒙的必然逻辑无疑就是革命，回到汉语世界，五四启蒙运动被救亡压倒就是自然而然的，不断启蒙的必然逻辑无疑就是不断的革命。尽管康德也同样克制的指出“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可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PP25)

经典作家就是在批判康德这种不彻底的政治二元论来开启无产阶级不断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理念的，不管“娜拉走后怎样”？这一现代性问题以及与古典的张力是始终存有的，由此，近代哲学的批判转向一直走了一条“De -metaphysics”的路线，最终就是“be-physics”的世界。（参照余志民：《中西哲学比较之儒学复兴》注释1，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247479/）由此，也就回到了神话世界......回到了诗歌世界.....回到了神学世界.....在那里哲人是孤寂的，因为热爱智慧的人的灵性天生想要往高处去，哲人总归是极少数。这种人承担着“最广泛的责任”，哲人需要宗教，既为了培育自己，也为了教育事业......而哲人的“教育事业”首先是教育那些“凭靠幸运的婚姻习俗”获得的“意志的力量和兴致”，使之走向“更高的精神”......（引自刘小枫：《儒教与民族国家》，华夏，2007，前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