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论与进化论的世纪之争《科学边界处的进化论》

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女士主张，公立学校在生物课上如果要讲授进化论，那么必须同时讲授关于上帝创造人的“创世论”或者“智慧设计论”。无独有偶，今年在美国上映了一部纪录片《智慧设计论禁令》（Expelled: No Intelligence Allowed），是由前白宫演讲稿撰稿人、专栏作家本•斯坦制作的，影片讲述主流科学界如何排挤、打压主张智慧设计论的人以及怎样顽固地坚持进化论。这部影片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这些事件都让我们了解到，在主流科学界早已成为共识的进化论，居然直到今天仍然在公众中不断受到挑战。

这种挑战并非从最近才开始。众所周知，美国司法史上著名的“斯科普斯案”和“麦克里恩案”就与进化论有关。因为对这段历史的兴趣，我开始读《创世论与进化论的世纪之争：现实社会中的科学划界》。这本书是中山大学出版社的“科学哲学论丛”的其中一本，它讲述了整个20世纪围绕基督教创世论和进化论产生的思想争论、司法诉讼以及社会反应，描述了科学界、法律界、媒体和普通民众在其中的表现，并且通过分析这段历史来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性的科学划界标准。

从书中描述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到，创世论与进化论的争论并不是一个某一方占压倒优势的、容易产生结果的竞争，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这跟我们在传统教育中得到的印象是不一样的。早期的创世论者直接利用公众的宗教情感，诉求进化论威胁美国民众的基督教信仰，以此激起公众对进化论的不满，从而试图在公立学校禁止讲授进化论。但是随着科学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上述诉求已经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创世论者开始使用新的策略。从70年代开始，创世论者不再从危害宗教信仰的角度抨击进化论，转而以“创世科学”的名义反对进化论。这个时期的创世论者也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拥有正规大学甚至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或教授头衔。他们一方面主张创世科学是一种科学理论，至少与进化论具有相同的科学地位；另一方面批评进化论的研究方法不符合传统的经验科学的方法论规则，认为进化论其实是一种名为“世俗人道主义”的新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不再要求学校禁止教授进化论，而是要求创世论和进化论得到平等的对待。

显然，后期创世论者的主张更有杀伤力。因为一方面，进化论所体现的科学方法论确实与人们熟悉的以物理学为代表的传统经验科学有所差别，进化论研究的是不可重现、难以实验的对象。另一方面，创世论者以创世科学家的名义出现，他们的学历、形象和活动方式很容易让公众认为他们是科学共同体中的一部分、认为创世论和进化论的争论只是科学家群体内部的争论。

于是整个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创世科学是不是一种科学？进化论是不是一种宗教？这是两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关于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的科学划界问题本身就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科学哲学史上曾有很多学者提出科学划界的标准，最著名的是卡尔•波普尔和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标准。这些学者都试图找到一个纯粹理性的标准，准确地概括科学与其他观念形态的差别。但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科学并不像人们原来想的那样客观中立，科学理论中充满着意识形态预设，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是不精确不客观的，科学很难跟其他的观念严格区分开来。而前人所提出的种种划界标准几乎都能够找到明显的反例。因此，近年来很多科学哲学学者主张取消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认为科学划界问题是个伪问题。

但问题在于，现实社会中很多地方确实需要搞清楚科学是什么。比如公共政策的制定者需要确定学校的科学教育怎样实行，***对科学研究的资助怎样分配等等。这些实际问题都需要人们对科学的性质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为了解决理论上的困难和实际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创世论与进化论的世纪之争》的作者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科学哲学界应该放弃寻找一个纯粹理性的、精确严格的科学划界标准，代之以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在一定范围内适用的、相对具有合理性的划界标准。我认为作者的这种思路的确是有意义的，但是还不够明确。我认为科学划界的问题应该在两个层面上分别加以解决。

首先，科学哲学的学者们从理性角度寻求一个严格的、普适的科学划界标准的努力是不应该放弃的。在追求真理的问题上，我们永远要警惕相对主义的危险性。胡塞尔在批评感觉主义的时候已经指出了相对主义的悖谬所在：如果“不存在绝对真理”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这句话本身又如何成为一个绝对的真理？所以，从理性角度追问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到底有没有清晰的界线、界线应该划在哪里，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许多与科学划界有关的问题不能等待科学哲学家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何况最终的答案是否存在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需要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给出一些科学应满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大致合理即可。我认为，在这个层面上，科学虽然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不妨借鉴一下政治哲学中社群主义学派的思路。社群主义认为，既然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普世价值，那么不妨把社群的共识作为处理政治问题的道德原则。同样，在科学划界的问题上，既然很难找到一个在现实中适用的严格的划界标准，那么我们不妨研究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科学的性质有怎样的认知，在充分辩论后是否能找到一些大部分人都接受的共识，以此作为处理科学相关的公共政策的依据。当然，并不是公众对于科学的任何看法都要不加区别地同等对待。正如社群主义认为社群的优良传统需要由社群中的精英加以阐发，在科学划界的问题上，专业科学家群体的意见也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他们毕竟对于科学研究的细节有更直接的了解。

总之，创世论和进化论的竞争是研究科学划界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现实样本。进化论由于直接与《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记载相关而被推到科学的边界处，成为科学与宗教互动的最前沿。不过，进化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且不说日心说的提出对当时宗教思想的冲击，就是重力的发现，也暗示着“上帝对物体下落没有直接的控制”。我们应该相信，将来仍然可能出现很多现实中的例子，让我们必须思考怎样看待科学、怎样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问题。科学从来都不只是在象牙塔中孤独地生长，今后它也必将继续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得到更清晰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