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膜拜在你美的面前》

金岳霖（1895-1984）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是一代宗师。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又在英、德、法等国留学，从事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工作。1925年金岳霖回国，次年开始任清华大学教授，并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

近来读四川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他回忆的文字，是1981年到1983年，即86岁到88岁在病中断断续续写的。共49篇，篇幅都很短，平均每篇不到两页再读他人记叙的文字，这个人就让我感动起来。怀着一份珍重的心情，我想再把他提炼出来。我做的不过是怀着美好的心情去裁缝的工作，而这一切都不足以展现他。他中年时曾朋友探讨过“雅”的问题。到了老年写回忆文字，又再一次提及。得出的结论是“雅”是不能求的，愈求就愈得不到。这篇字，只是为了让人看到一个藏在里面的人。只是想让人知道他的好。我所记叙的是是生活里的他，即便这样也是不全面的。

金岳霖1942年写的一篇怀人文字——《悼沈性仁》，我很喜欢。在这篇文字里，他说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沈性仁非常怕人，转而又说“我也怕人，并且还不大看得起人类这样的动物。我总觉得世界演变到人类的产生，无论从方向或结果着想，总不能说是十分满意。”

在这篇文字里，他也说：“就我个人说，我是在抽象方面思维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百分之百粗疏的人，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习事故，因此在生活道路上难免横冲一阵，直撞一阵。不同情于我的人难免觉得我麻烦，甚而至于讨厌。同情于我的人又不免发生一种随时加我以保护的心思。”

其实，在上述基础之上，他是个很可爱的人。于生活中看，是他人的好玩儿。他对爱情是含蓄理性的，他的友情是真淳的。

我会忘记自己的名字

( 最左 金岳霖)

他在国外留学时，有一天在返回宿舍的路上，一副不怎么高兴的样子。房东太太看了他，问道：“你怎么了？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他于是就忧心忡忡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边说边疾步往湖边走，并且不住地绕圈儿。房东太太见了，怕他想不开，以为他要寻短见，忙找人过来帮忙。这时，他再也装不下去了，觉得好玩儿极了，哈哈大笑起来。

在他80多岁所写的回忆里，有一篇提到了他写的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用功最多的是《知识论》。自认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花时间最长的是《知识论》，是他在昆明写成，正好赶上日帝的飞机常来轰炸，他就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山上，他就坐在了稿子上。轰炸完了，天也快黑了，他站起来就走了，《知识论》就这样丢失了，只好重写。

30年代，有一次他打电话找陶孟和。接通了，服务员问他是谁，他说你别问我，找陶先生就行了。人家说，不行。可他不好意思告诉人家他忘了。他请求了两三次，对方的态度还是很坚决。于是他就问旁边他雇的给他拉洋车的车夫：“我叫什么名字？”车夫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他问：“你没听人家提起过吗？”车夫想了想说：“只是听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提醒了他，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他爱养鸡。有纪念他的文字说，鸡在他吃饭时会跳上他的桌子，同他一起吃，他也不管。可他老年回忆中的一段文字更是让人啼笑皆非。在解放前，他头一次养的鸡是从北京庙会上买来了一对黑狼山鸡。养了不多时间，公鸡就已是九斤四两重。母鸡也超过了9斤。冬天来了，他没有让他们过夜的房子，怕它们冷，就找书做参考，书上说可以喂点鱼肝油御寒。他就一只灌了一管儿。结果，按他的话所说，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在怀念他的文字里，汪曾祺的一篇最为生动。写他的样子奇怪。“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怕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儿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的镜片一只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

在西南联大时，有一个叫林国达的华侨学生，最爱提问题。而金先生也最喜欢学生提问。这个学生在逻辑课上提问总是怪而又怪，有一次他又提了一个很玄的怪问题。金先生想了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同学就傻了，林国达无法垂直于黑板，但在逻辑上又没有错误。

汪曾祺也提到了他80多岁了坐平板车在逛北京城，接触社会的情景。毛主席曾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于是，他在固定的时间，雇好一辆平板三轮车，上面再放一个小板凳，他坐在上面东张西望。汪说，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在金老的回忆文字里，有一篇是《我没有成为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他是56年入党，但是他说入党后，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说到服装时说“衣服在冬天仍穿满清的长袍。曾有人在王府井善意的批评我，说：‘老先生呀，现在不要穿你的长袍了。’可我仍然没有改。”一个多么胸怀古典而古怪的人。

在读关于他的这些好玩儿的文字时我不时要发笑。一个多么好玩儿的人呀，他为什么这么好玩儿呢？他穿衣不是总土的，有回忆他的文字说，他年轻时总是西装革履，很洋的。其实是他专注的不是虚华的东西。他在意的是生命的大美，是作为天地万物之一该具备的质朴的情怀。

我所有的话，都该和她自己说

(最右是金岳霖)

最初知道他的情感故事，也是两年前通过汪曾祺写他的散文。林徽因1955年4月去世。有一年，一些老朋友接到了他的通知，他要在北京饭店请客。大家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请客。去了以后，金先生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生日。”

金先生有一篇回忆文字《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介绍说，从1932年到1937年，他们一同住在北总布胡同。抗战以后，一有机会，他就住他们夫妇家。直到老年，他也是和他们的儿子梁从戒在一起生活。林徽因走后，梁思成和林洙结合。她曾经问过梁思成金岳霖因林徽因终生不娶的事。1931年，有一天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对他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发现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梁说，她和他谈时，不象妻子对丈夫的谈话，却象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梁一时说不出话来，呼吸都困难，感觉血液都凝固了。一夜辗转反侧，拿自己和金做比较，想是自己能让她幸福，还是老金。他认为自己虽然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有一定修养，但缺少老金哲学家的头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第二天，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林，两个人都哭了。林又去把梁告诉她的去告诉金，金说：“他是真心爱你，我退出。”以后，夫妻两人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老金就成了他们最亲密的朋友。

柏拉图有句名言：“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他是一个哲学家，深谙美的要义。林是个太美的人儿，人灵动，性聪慧，直达美的本质。她清高而绝顶，她把他深深地迷住了。最初他们的相识是通过徐志摩。他大她10岁。他是不是等待了很多年，把爱她的秘密藏了很多年？他和徽因的感情到底曾怎样过？那奔突的火苗想烧破世俗的束缚时，有过怎样的挣扎，却也终因崇高的理性而成为了火种。

他88岁时，耳朵已经聋了，谈话10分钟左右就要休息。陈钟英和陈宇师生想出林徽因的文集，金很欣慰，说这是个好事情，她是个非常才华的人。并且回忆起30年代她构思诗的情景，并能背出她当时经常叨念的诗句。但是不知道她写完没写完。当他们告诉他，是不是这首的时候，他大叫起来，是，就是这首，他写出来了！声震屋宇，让人吃惊。他们想让金岳霖写个序。陈钟英先生凑近他的耳边，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金想了想，终于，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又停了一下，“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一份爱慕，化做了一份更为博大的爱，它超越了爱情。金岳琳有个学生叫周礼全，1949年他遭遇了恋爱失败的痛苦。他说：在黄昏时分，我就有一种强烈自杀的冲动。象一个在炎热的沙漠中干渴了几天的行路人，看见路旁的一泓清泉想去饱喝几口一样。金几次去劝他，使他对于恋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一）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里衡量。（二）恋爱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升华。恋爱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创造物，而不真正是客观的存在。因此，只要恋爱者的精神感情是高尚的、纯洁的，他（她）的恋爱就是幸福的。不应从世俗的“恋爱——结婚”公式看问题。

周礼全说：上述两点，可以叫做过程的、美学的恋爱观。我不敢说，这个恋爱观就是金先生自己的恋爱观。

大约1954年，因为他的未婚问题，金先生又找他谈了次话。大意是：结婚是人的规律，自然界的规律。结婚是人性，是人性的完成。不结婚是违反自然规律，是人性的缺陷。

林徽因1955年4月去世。一个上午，他去北大哲学楼办事，顺便去办公室看金先生。当时有几位老师在同金先生谈问题。金先生一见他进来，就说：“礼全，你等等，我有事和你谈。”一个小时后，其他人陆续走了。金先生要他把办公室门关上。他很奇怪，不知道有什么事，就问他，有什么事吗？后来他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这样写他：“他两支胳臂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么沉痛，那么悲哀，也那么天真。我静静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说什么好。”

周礼全说：这次痛哭，是他几十年蕴藏在心中的一种特殊的感情的迸发，是深沉的痛苦，是永恒的悲哀，是纯洁的人性，我十分理解他这种感情，我十分尊重和欣赏他这种感情。

1931年5月林徽因曾写一首诗《激昂》，徐鲁在一篇回忆文字中说：“所写是否与哲学家有关，不敢妄加猜测，但以这首诗来比拟金岳霖先生对林徽因的景仰，似乎又那么恰当。”这首是林徽因写给金岳霖的，又是在1931年，表现她对他的爱也是可能的。况且，她也爱过他。

我要借这一时的豪放

和从容，灵魂清醒的

在喝一泉甘甜的露，

来挥动思想的利剑，

舞它那一瞥最敏锐的

锋芒，像皑皑塞野的雪

在月的寒光下闪映，

喷吐冷澈的辉艳；——斩，

斩断这时间的缠绵，

和猥琐网布的纠纷，

剖取一个无暇的透明，

看一次你，纯美，

你的***的庄严。

……

然后踩登

任一座高峰，攀牵着白云

和锦样的霞光，跨一条

长虹，瞰临着澎湃的海，

在一穹匀净的澄蓝里，

书写我的惊讶与欢欣，

献出我最热的一滴眼泪，

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

永远膜拜，

膜拜在你美的面前！

你看他摔倒了，你一定要把他扶起来

30年代，在他和梁思成夫妇住前后院时，周六时在他的客厅举办“碰头会”。谈话的内容是先谈一小会政治，那是关于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大家的兴趣也不大。主要是谈建筑和字画。金先生对山水画很喜欢，有时邓叔存还会拿画来讨论。起到了联络友谊的作用。这样的聚会金老在晚年回忆时叫“星期六集团”。说是“一个学习的集团，起了业余教育的作用。”

金岳霖在《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一文中写到一件趣事。他有一个不变的习惯，上午固定是研究写作时间。一天他正在书房搞研究，听到梁思成用男低音很神秘的喊他。他跑到院子里，没有人，一仰头，发现他们夫妻两人正坐在并不牢固的房顶上望着他笑。他说，你们赶紧给我下来。两人哈哈大笑。

30年代，他在和梁思成夫妇来往最多时，曾做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听了很高兴，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吗？”林安因反映不同，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象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似的。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呢。”金鼓掌赞成。他还曾给别的夫妻做过对联，也让人喜欢。

1952年，清华大学在“三反”运动之后，接着就开展“洗澡”运动。就是地群众做思想检查，然后群众批判。有一次，周礼全陪同金岳霖去看望冯友兰。他们相互讲了许多相互鼓励的话。当站起来告别时，金先生很激动的对冯友兰说：“芝生，你的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上前几步，与冯友兰抱头痛哭。

金先生有个学生梁志学，1956年被分配到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被划为分右派后的1960年5月，哲学所研究外国哲学的同志们，遵照哲学社会部第三届的要求，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新到的资料，撰写评价资料。金先生和所领导的小组长姜丕之和贺林坐轿车去，梁志学骑自行车去。从街上从东往西穿过马路时，被两位民警撞倒在地。金先生在车里看到这种情况，对身边的姜丕之说：“你看他摔倒了，你们得把他扶起来。”姜说：“是的，我们正在挽救他。”后来司机告诉了梁志学他们的对话，当时他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很多人惟恐避之不及，金先生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因素，并且在基层党组织者面前说这样的话，让他感到了金先生对学生的爱护，使他很不平静。

张奚若是金岳霖的老朋友。1914年就相识。抗日战争时期，一家陷入了经济紧张的僵局。有一天早晨，他夫人发现客厅的椅子上放着很丰厚的一笔钱。忙问张先生：“哪来的这么多钱？”张先生也奇怪，不知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想到昨晚，金先生曾经到他家来聊天。恍然大悟说：“一定是老金办得好事！”

清华的哲学系、北大的哲学系和哲学所不少人都得到过他的无私的资助。有了困难就去找他。而有些人也不好意思直接和他直接说，就由他的学生周礼全去做中间的说客。

金岳霖没有成家，是个单身汉。他一生在经济上是充裕的。他的侄子金顺成回忆说，他每月用他的工资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接受支援的青年为数很多，都很感念他。50年代以来，他没有领取车马费和办公费，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睡在塑料防震棚里对灾区人民感同身受。捐献了一笔钱给唐山受灾同胞。生命最后，他将仅有的三千元交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