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学记读《治学杂语》笔记

果然是名副其实的杂语。《治学杂语》长达54页，是蒙文通先生的随想集。一般每一段表达一个独立的意思，间或有接连数段表达同一方面内容的。这些段落涉及经学、历史地理学、宋史、经济史等不同层次的问题，当然也涉及到历史学的方法论。

应该承认，涉及到具体古代史问题的段落，我多半看不懂。。。不过书中附的罗志田先生的论文我居然看懂了，大意是蒙文通做研究重视知识的贯通。

把《治学杂语》中涉及历史学方法论的一些重要段落分类摘抄如下。

一、思想的重要性

“以虚带实，也是做学问的方法。史料是实，思维是虚。”

不能把史书当成小说，而应该“读出个道理来，读出一个当时的社会来”。

“不在于读罕见的书，要能在常见的书中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问题。”

“几十年来，无论是讲课、写文章，都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论性问题。”

“懂哲学讲历史要好些，即以读子之法读史，这样才能抓得住历史的生命，不然就是一堆故事。”（和严耕望的反对治史先治哲学的观点不同。）

“书叠起来随时想问题，往往有启发就是这时。打开书时人为书用，叠起书是人用书时。”

（我比较欣赏蒙先生的这一取向。他重视思想也许与其经学背景有关。）

二、重视事物的联系

赞赏比较研究：中西比较；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学科的借鉴和援用。

“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看历史，应从先后不同的现象看其变化。”

结合时代背景研究学术。譬如，黄老与今文经学能在汉代盛行，“从这里看孔、老，似乎比专就孔、老哲学思想看，更有着落。”

“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

通史的重要性。“搞断代史不搞通史常常不易准确把握一代的特点。近世之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者，所举例证常常是明以前早已存在者。”“从来没有只搞古代不搞现代或只搞现代不搞古代而成功的史学家。”

（这大概就是“通识”的体现。我也很赞成。做民国史应当把古代史熟悉一遍，这样就要读更多的东西。。。）

三、人生规划

引用陆象山的话：“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并谓：“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貌似有儒家背景的史学家经常强调品行与学术成果的关系。。。但我怀疑事实上也许没太大关系。）

学问应当自成体系（这个我大概做不到，想来蒙老先生也没有做到。。。）

“很多人的学问，大概在三十岁上下就把规模大致定下来，这以后只是在深和细上面有所发展。”

为学要能传世。（我发现，我的志向属于燕雀之志的级别。我一直认为治学只需要对社会有益就行，是否传世是后人的事，不要为子孙后代操心。。。）

四、读书

“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他。”（蒙先生接着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清代汉学不离《说文》，宋学不离《近思录》等等。然而我实在想不出做民国史能有啥权威典籍。。。）

“初看书不必过细，要注意大处。做学问既要深入细致，又要目光四射。读书粗疏不行，但被小材料所羁绊也不行。”（作为一个读书不求甚解的人，我十分同意。。。）

五、论文

重视把握历史的变化之处：“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不要去搞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与重视日常生活、下层视角的新史学似乎凿枘不容。他引用孟子的话：“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我比较赞成的却是“观水有术，必观深渊之鱼。”）

文章不应早发表，最好放个两三年，在这段时间内作补充修改。（怎么和严耕望先生的看法相似。。。）

“写文章要注意材料的摆法：第一，是不是说明论点；第二，要有层次，要一个证据之上再论证一个证据；第三，总结性材料是不是用在总结地方。用过功的地方虽未写入文章也不辜负，别人看文章会感到后面还有些意思没写出来。”

“读书不仅要从文字记载中看出问题，还要能从不记载处看出问题。不记载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问题。”（思路很好，但同时应注意防止过分诠释。）

重视史籍中的次要内容。比如《说文解字》是文字学著作，但其中记载了关于礼制、水道的资料。《颜氏家训》反映了南北文化风格的差异。（这个严耕望也谈过。）

“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就是经济基础已经起了变化，这是一个苗头，如探矿发生矿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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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则文中提到的八卦，关于熊十力及其佛学老师：

“当时熊体虚多病，经常要炖乌龟来吃，而内学院的规矩则是吃素食，老先生虽知道他吃乌龟有违院规，却也只当不知。熊后来很有成就。没有这样的老师，教不出这样的学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打破校规的束缚，对于培养一名好学生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