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访谈录《从八十年代到古希腊》

陈丹青在书里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当年严复在英国留学时与伊藤博文同班，严复的成绩永远超出伊藤很多。但是多年之后，伊藤已经领到日本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击败大清，而严复只是翻译了天演论，成了知名学者，然后成为北大校长。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人才不多，而在于体制封闭。曾经的科举选仕尽管问题重重，却能有效地选拔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后来科举走向了封闭与灭亡，却没有了更新的制度来继承、解决现实问题。这样整个中华帝国便成了老大帝国，固步自封，成熟过度，把很多优秀的人一代代地闷死、放逐、边缘化。

后来，即便是民国，即便是共和国，也没有能够完全根治这一问题。而文革结束后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地下手抄的逐渐公开，很多有思想有见地的人的才华被广泛传播，加之成熟过度的政治系统在文革中被摧毁，一个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被创造了出来。

于是理想主义和现实的土壤一拍即合，形成了那个令人怀念的年代。

到了90年代，商品与金钱构成了一个新的成熟过度、固步自封的系统，社会又重新走向封闭体系，才华者重回边缘，偶尔做做梦回忆曾经的八十年代。

其实，我所看重的问题不在于这里。而在于，我读到的那些古典哲学文本所教导的，只有在封闭的系统里才可能产生优秀的人、优秀的成果。比如古典建筑，无论是巴洛克、洛可可还是哥特，无不是贵族们在封建制度下的兴致的产物，平民们即使有想法，又有谁能占据那么多地方兴建那么昂贵的物体？这还只是浅显的表面。古典思想家们的教诲远不止于此，他们的观点里，封闭的系统才可能排除杂质，也即真正高贵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生而不平等，真正的平等是给每个人他应得的，而不是给所有人相同的。一切都按本性井井有条地运转，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优美被高贵的人创造，其他人去模仿着生活，这样所有人都能得到幸福。在开放的系统里，所有人都不注重这些自然本性，每个人都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论其是否符合自身条件，这样整个社会便一团混乱，因为低能儿挤走了高能者的职位，导致社会运转不灵，比如现代。

我自认为相信所谓“精英主义”，就是因为信服了古典派的教诲，我承认人天性不同，也同意每个人得到其应得的就是真正的平等。但是返回到中国的八十年代，又恰好有好多新的、好的东西是从开放的系统产生的。这是否是一个悖论？

我觉得不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不同于经典中描述的那种封闭。自晚清以降的封闭的中国社会是抱残守缺的社会，而不是按人的本性恰当安排的优雅社会。在这样的封闭系统里，不光是优美无从实现，甚至连丑恶都被压制，但这又是片面的压制，是小丑被大丑压制。于是无论经历多少次革命，无论革命多么彻底，大丑——根源于民族劣根性的那些丑恶反倒愈演愈烈。这样的系统怎么可能会产生任何好的东西呢？恰在文革结束时，一切旧有的丑恶都暴露无遗，人们在高压的压迫下噤声却又找到了新的渠道来表述自我，那些地下流传的书、笔记、日记成为一条新的表达尖锐思想的通道，这最终捅破了传统的极端黑暗与丑恶的封闭系统，形成了一个初生的充满朝气的时代。

如同人的婴儿期，那样的时代是美好的，却注定是不能长远的。一旦一个成长的阶段结束，人便再也回不去，社会也同样如此。于是八十年代就是现代人与现代社会、现代思想的婴儿期，一个令人无比怀念的无忧无虑的年代。中国在那时没有封闭，却因为不成熟而又走向了新的丑恶的封闭，走向了九十年代的金钱化时代，走向了新世纪的重商主义。我们差一点就能创造新社会，却因为幼稚和无力而没有成功。新的投机分子带着原罪大步前行，把中国带向了一个新的丑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