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读《治史三书》笔记

涉及史学方法论的主要是前两篇——《治史经验谈》和《治史答问》。有很多很实在的经验，归纳笔记如下。在笔记的最后一部分，将略述读《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几点感受。

一、学科涉猎

既要专精，又要博通。博通既包括史学本身，又包括史学以外学科的旁通，尤其是各类社会科学。

其它学科与历史的关系

哲学：不要从哲学入手，因为哲学多半以主观的意念为出发点，很少脚踏实地考察史料。

中文：没有必要从中文入手，因为有中文背景的人受训诂学的影响，态度往往过分保守。

社会科学：不能滥用，因为引入模式和理论有先入为主的毛病，应当坚持传统史学从史料中归纳观点的方法。“要求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能让史事研究为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所奴役。”（苍庐注：严先生维护传统史学方法的立场显而易见。）研究历史只要能产生正确而有价值的成绩，采取任何方法都可以。不能凭方法是否时髦判断前进或落伍。

二、研究领域的选择

（一）面与点

集中精力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的“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不跟风抢进。所谓“面”的研究，指包括许多小问题的大题目。“面”就是研究范围和中心所在。一个人的研究范围不能太多，否则工作会不能深入。

（二）小与大

着手研究小问题，心目却注视着相应的大问题。

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不得已时可以大题小做。

“充实而有光辉”；“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三）抽象问题与具体问题

前者需要在客观基础上作主观判断，后者只需要进行客观把握。严耕望专长的两大领域——政治制度史和历史人文地理都属于具体问题。

为稳妥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具体问题似难而实易，抽象问题似易而实难。

（四）问题的实用性

研究实用问题可以获得较大的影响力。“讲学问诚然不应有功利主义，也不必理会对人是否有用，但若是希望辛勤的著作能获取学术界较大的反应，就不能不考虑选择论题的重要性。”

三、读书论

不能只抱着题目去翻材料，而是系统地通读。

学术基础尚未巩固时，不要乱看书，一定要选择标准高的好书看。

四、史料论

不必刻意追求新史料，而要用常见史料说明新的道理

注意史料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苍庐注：杨先生曾经在一堂门课上举过史料随着时间不同而内容有大异的例子，包括蒋在广州时期发表的若干亲苏讲话，以及毛在20年代一篇关于阶级分析的文章。这些内容在他们后来的选集中都有了实质性的删改。）

不要忽视反面证据

不要断章取义

尽可能引用原始史料

转引史料须检查原书

不要轻易改字

五、论文的写法

慎做概括性的结论

注意普通史事，不要专注意特殊现象

尽量少说否定话

切忌找到一点材料，有了一点意见就仓促动笔。必须到所有材料都尽可能搜集齐全才开始动笔。

无孔不入：积极的攻势，找到史料或他人论点的矛盾或不合常理处，钻进去探寻。

有缝必弥：消极的守势，建立自己的论点后，还要看自己的论证是否有漏洞或可能被误会唯有漏洞，预先弥补起来，使别人没有怀疑的余地。

文章的改订要在未发表之前。一旦发表，改订的机会就很小。（苍庐注：严先生莫非是从钱穆迟迟未能修改《国史大纲》一事获得的启发。。。）因此不必急于发表。（苍庐注：只有严先生才能如此淡定，想想现在副教授和教授每年都被规定要发表多少论文。。。）

六、论文体式

常行题：一切内容，包括引用材料、辩驳、结论，都在正文中进行。

纲目体：大字为纲，概述内容。小字为目，进行具体的论证。如《春秋左氏传》、《国史大纲》。

纲目变体：正文简要，连贯而书，注文置于每章之末，进行详细考证。（苍庐注：一年前我曾经跟fjord抱怨过历史论文的冗长繁杂，曾想把所有史料都放在脚注中，这样想来，和纲目变体有异曲同工之处。）

复合体：与纲目变体类似，但把注文置于每一小段之后。

七、人生修养

立志：对社会要有责任感

自信

有计划

淡名利，避权位。行政工作将分散投入学术的经历。

避免浮躁。浮躁的人难以虚心求长进。

不要固执。

八、工作要诀

勤：不能勤就谈不上做学问。

写作的重要性。系统成熟的学术见解必须通过写作实现。述而不作不能形成系统成熟的知识。至于发表与否，对于治学而言不是关键。

恒：恒比勤更重要，也更难做到。不怕不太勤，只怕没有恒。

毅：学术工作需要耐性，以克服各种困难。

勇：勇气体现为积极地投入。

谨：消极地避免错误。

和：从容客观，尽量听取反对意见。

缓：工作缓慢地做，不要抢快；著作完成后应该暂缓发表。

九、其它

关于带有史料性质的《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就不用过多摘引了。文中对钱穆多有赞誉，读起来终究不如唐德刚的《胡适杂忆》真实。

如果论人生经历，这篇回忆录有几点启示：

（1）牛是王道。。。严先生如果不牛，钱穆就不会把他成为最满意的学生，傅斯年也不会凭着三篇论文就让他进入史语所。

（2）路上遇到伯乐也很重要的。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王星拱，李济之，都是严先生事业路上遇到的boss级人物，且都有掖后的胸襟。

（3）明白自己的比较优势。严先生承认自己长于学术，拙于应酬，因此对行政世俗事务大多回绝。这也是我日后要作的选择。当然，定力也很重要。严先生在“一家五口，每餐只有一两碗蔬菜佐膳”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钱穆的邀请，不去新亚书院任职。其主要原因仅仅是“自己觉得学术基础尚未巩固，一到新亚，可能为先生重用，不能再埋头做研究工作。”这种定力并非一般人能有。（然而我觉得这样太过了。。。作为一个男人，在能力有余裕的情况下，还安于让家人过贫困生活，是不是有些自私。。。学界君子请无视我的这段话。）

（4）隐忍坚持方能做出成绩。因此要朴实不要招摇，也不必追鹜一时的荣誉，以免因小失大。即使从功利的角度讲，在学术圈中不争虚名既能避免树敌，又便于埋头工作，未必不是保身之道。当然朴实和淡泊需要有限度，这个限度取决于家庭的需求。

（5）点滴地做问题，眼光却要放长远。这样既能使研究对社会有益，又能避免虚浮的弊病。

（6）最后的感想：如果我与严先生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同游，大概会感到很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