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绅权《国家与基层的均衡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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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吴晗两位先生领衔的这本小册子值得一读。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小书，缘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诸位先生讲授“社会结构”课后组织的研讨班。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焦点多会投向城市。我们无法否认近八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六十年。读此书时，于这点我每每感到庆幸，今日的中国在很多方面与八十年前大为改观了。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农村——直到今天，那里仍生活着超过半数的中国人——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一些因素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因为无数次政治运动和市场兴起而面目全非。

对于今天的学人而言，《皇权与绅权》的重要在于，它指明了中国政治在基层的均衡分界在“村”（行政村或自然村）。无论是传统社会、人民公社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后的选举时代，上层政权与基层组织在“村”这一级握手言和。在传统社会中，皇权要笼络绅权，绅权则依附于皇权。绅权作为一种地方权威，其施加影响的范围是“村”。人民公社时代经历动荡，最后也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的治理格局，队的规格与村是重合的。而选举则直接以中国农村两万多个行政村为单位。

虽然从来没有人证明这种均衡存在的必然性，但它似乎是稳定的，执拗地无视这种分野会造成灾难，五九至六一年的大饥荒即是一例。不管它的本意是好是坏，由于信息和距离的因素，上级政权无力将政策初衷贯彻到基层。它必然在基层寻找其代理。皇权可以纵容绅权凌虐百姓，但皇权也必须倚靠地方绅士——通常兼为地主和知识阶级——作为其政治基础。在共和国，党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党需要依靠乡村两级的基层干部完成税收、计划生育、基础教育和社会改造的使命，却无力管制他们。这一利益团体的形成使基础治理状况急剧恶化。村庄选举成为国家动员社会力量加入其联盟的权宜之计，这是一种假说，但我认为很有解释力。

现在回过头来综述一下这本小册子诸位先生的看法。郑也夫老师以费先生的三篇文章为线索，将之归纳为政治结构、知识分子、政统与道统三个问题（见郑也夫：读《皇权与绅权》）。我认为这本书中讨论的问题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即如何理解传统中国社会中政治运作的方式。

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是皇权，费先生倾向认为，皇权受到来自文官体系和绅权的约束。对于前者的讨论，近来又颇热门，或认为“道”是古代中国的宪法，或认为皇帝受百官牵制，依政治规范行事，不可为所欲为（比如好像人人都读过的《万历十五年》）。后者，即绅权，是小书讨论的重点。吴晗先生则倾向于认为，皇权是绝对的，而且越来越绝对，道统和绅权对其都不构成有效的约制，后者更是从合伙人沦落到奴役。这和他在《朱元璋传》中表达的观念是一致的。

尽管观点各有侧重，诸位先生达成了共识，即皇权与绅权的共事是利害的结合。绅士的利益基础是地主，“皇权若不和地主阶层结在一起，十九是要失败的。”皇帝在朝廷要官僚作奴才，在乡间要士绅背黑锅，离不开士绅。另一方面，中国乃一家族本位的社会，地主要保卫家族的田产、利益，出仕做官是最佳的途径。政权在皇帝，士大夫谄媚都还在来不及，哪儿还谈得上约制？绅权必得依附于皇权。如此这般，“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知识分子售予皇家的卖身契便订立了。而文字知识，作为这个阶级的独占品，则成为了分化社会的工具，使士绅得以高人一等，不再与农民为伍。顺便提一句，传统上讲，士大夫居乡者为绅，绅士与大夫本是一体的。

这个故事逻辑自洽，圆满得很。另一个讨论是焦点是如何看待在乡的绅权，是好是坏。有时，至少我自己，喜欢批判现在或并不久远的过去，而倾向于美化遥远的过去。然而由上面的故事，我们早该意识到，绅权退出历史舞台是不可避免的。胡庆钧先生的话值得玩味：“绅权不是现代民权的概念所能解释的……分化后的社会阶层是不可能产生同意权力的，绅权便是指对农民的控制而言。”（《论绅权》）然而，这并不意味的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一无是处。地方权威可以称之为权威，必仰于威望和信誉，可能来自家世、财富，也可能来自对地方的贡献。史靖认为，地方精英离开乡村、滞留城市使士绅继替困难，是造成绅治没落、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我在张静老师的书中读到了这位前辈思想的痕迹。

几位先生还提到一些有趣的观点。例如，贱商是政治结果，因为以农业为基础的政治是不能允许商业这种不安定因素存在的。看来，经由财富获得权力只是近代社会才有的是，在传统中国，只有通过权力才能有效地保障财富。又如，皇权的基础是兵，而兵必须受制于皇权，被皇权软禁，从而才有长贯穿中国历史的文武分家、重文轻武的传统。这些故事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我们多少能从当下的现实里品味出些许历史的余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