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以后《同类》

孙燕姿有首歌叫《同类》，村上春树有本书叫《天黑以后》。昨天重看了这本书，也再听了这首歌。觉得这本书是在讲述需索同类的故事。

阿Man同学说对于《天黑以后》里面描绘的“恶”能有共鸣，觉得自己有时候的想法亦同白川，付出了就应该有所回报，正如收了工资就理应为公司加班，加班至夜深就理应公司付出租车费，召妓亦是如此——这种“恶”其实是我们平常看似理所当然的想法。我想这种“恶”在我身上肯定也是存在的。套用村上春树那个名句的句式，则为：恶并非我们的对立面，而是作为我们的一部分永存。用“我们”，而不用真正相对的“善”，觉得人大抵总是自诩为善的，如高桥以前那样，以为自己在遥遥观望恶，以为中间隔一堵厚墙。

然而，我们往往其实是白川，施以了恶行却并不自知。并不是真的会抢掠、行凶，更非殴打妓女之类，但却会在某种意义上向别人（甚至自身）施行了“恶”，使其遭受如浅井爱丽那样的“无意义的暴力，发出无言的呻吟，留着看不见的鲜血”，象征意义上的无形的恶行。

小说里，高桥说起他以前旁听某次审判时，信念产生动摇，发觉自己与所谓“恶”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他还察觉到了庞大体制的可怖性：人的个体独立性取消，沦为符号。（张爱玲、周作人等等都很排斥这种宏观的世界观，于是往往被评价为民族自尊心不爱国政治不正确之类。）当然，宏观的世界里，在体制之下的任何个人与个人都可以是同类。但这种同类，是在被高高在上的体制漠视一切具体的情况之下的，同类。是张爱玲的那段话说的，“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和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高桥后来接到打给白川的电话，却觉得那话是说给他听的：“你也许忘了，我们没忘……逃不掉的。”正因为他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恶”，所以他能够在这些时刻找到共鸣。但其实只是时代体制之下符号式的同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渺小无助的，我们无能为力，我们“逃不掉”。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同时又是爱丽——不一定如那个中国妓女一样遭受到实质性的暴力，但却会在某些难以觉察或难以言说描绘的场合，遭到“无面人”施以的“恶”，甚或那“无面人”也便是我们自身。如爱丽般被困囚在实质生活的对面，没有前因，没有出路，呐喊无用，“谁也不晓得我在这里”，窘迫无力感。我们都想逃，爱丽、蟋蟀、玛丽、高桥都想找到出路，也即我们无论是作为“恶”的施予者，抑或承受者，我们潜意识之下都想逃——包括白川，他甚至并未意识到自身作的恶，但他头脑清晰地处理那妓女的东西，证明其亦是想好好摆脱这件事的。然而还是“逃不掉”。

不只“逃不掉”，甚至倾诉无望。爱丽与玛丽的疏离，玛丽对其他人的淡漠，高桥的被遗弃感，在在显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沟通交流的完全性难以实现。也曾有过某种程度上的坦率，爱丽对高桥，高桥对玛丽，玛丽对蟋蟀，以及蟋蟀对玛丽。大家都曾有过某一瞬间的认同感。但我并不以为这种认同感是长久的。不过是“黑夜”之中互相照见的灯火罢了。比如我以前经常晚上不睡觉，有时候走出阳台，极目黑寂，却看到邻居房间里煦煦的灯，电脑屏幕及移动鼠标的手。那也是一种“同类”的感觉。在白天我却经常与他错身而不察，甚至根本不能准确无误地把他从人群中认出来。因为黑夜之外的这个人于我是无意义、非同类的。

所以当高桥提出正经约会时，玛丽惊诧不知所措，因为这种认同感未必能够延伸到天亮以后。而她对蟋蟀，蟋蟀对她的坦率，大概也是想到天亮以后根本不会再见面吧。

《同类》的歌词里说要寻找“另一个同类”，我每每觉得这是病句，现在发现倒未必。就如说你自己其实就是你自己backup的backup。其实，自己首先是自己的同类。这不是一句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