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梦》给我的震撼

最近，读了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这是作者1992年5月于成都写成的，距今已经15年了；这篇报告文学所反映的事情更是十分遥远，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因为是同龄人，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知青生活，还是能够引起我的共鸣，给我深深的震撼的。

1

在书的扉页，作者题记：

“这是一本属于我们自己和那个时代的书。

谨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留在昨天和走进今天的同龄人”

文章从1991年初春，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为了纪念赴滇支边二十周年，在成都举办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说起。回顾展有了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命名“青春无悔”。总标题之下，还有一段注释性的题记，摘自《普希金诗选》：“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但作者不禁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话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怀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

作者紧接着写到，一九七一年春，首批成都知青赴云南支边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十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刚刚到达边疆的女知青，在一个安静的夜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事后，人们只在废墟里找到一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蜷曲的残骸，当时这件事情轰动了成都。

作者发问，倘若那十位已经被人们遗忘并永久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少女地下有知，如果她们有权利重新选择生活，她们会选择“知青”吗？她们会“无悔”吗？

作者深沉地说，固然我们将跨入人类更加广阔的21世纪，跨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但是我们的历史毕竟连接着一九七一年乃至此前此后整整十年的苦难历程。对任何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相当漫长曲折并布满荆棘和炼狱之火的人生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忘掉荣誉，忘掉金钱，……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苦难，以及由苦难加给我们个人和整体身上那种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

2

由于那次展览，作者获得了一个介入现实生活与周旋与历史之间的契机，一个全面审视与观照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一代人心灵之路的绝好机会。他亲临边疆和城市，走访当时的知青，走访当时的农场，披漏了大量活生生的事实：

1978年阴历8月，中秋节来临了，在宁静如水的云南边陲的荒山僻野，两名持枪歹徒（兵团知青），气势汹汹地闯进建设兵团连队办公室，开枪击伤了正在开会的连队干部，又强行扣留了几名在该连视察工作的分场领导，他们铤而走险只是为了一个可怜巴巴的渺小目的“老子们要回家！放不放……，你们一个个说，那个龟儿子不放就打死哪个！……”

领导为了平息事态，就策略地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歹徒们被领导的缓兵之计所迷惑，但当他们释放人质后才发现上当受骗，农场调来的大批武装民兵已经悄悄地将他们全部包围，绝望之中歹徒拼死抵抗，激烈的枪战一直持续到次日的天亮。后来当地驻军来帮忙，歹徒拉响手榴弹自尽，……打扫战场时，有人在墙角发现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那是歹徒咬破手指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爸，妈，儿子要……回家！”

这是在国家在刚刚***后的事情，当时华国锋还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197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和支边的知青人数已经达到两千万人，其中陆续招工、参军、上学、病退、顶替、落实政策和开后门等公开和非公开的渠道回城的约占一半，尚有一千万人还在等待之中……

在这些知青人当中，下乡和支边的也有很大的不同。下乡的和农民一起挣工分，两年后可指望招工回城；但支边的兵团知青则享受微薄工资26元，不招工，不招干，过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他们大多数都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以及部分大城市来到边疆的，“知龄”较短的也在七八年以上。全国共有12个建设兵团，拥有知青200余万人，他们不仅物质和精神生活得不到保障，有时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挑战，因此他们要求回城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无疑比其它任何人群都来得更加强烈，势不可挡。

当时***已经整整两年，“文革”的上山下乡路线始终还没有拨乱反正，知青的生存状况也未得到根本改善，（甚至许多女知青被连队干部奸污也不敢吭声），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的强烈不满，并加速触发他们与社会对抗的逆反心理。所以才出现以上那批“歹徒”，为了回城而拼死搏斗的“歹徒”。

3

这篇报告文学也描写了知青的请愿运动。公元1978年12月28日，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当时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大动脉被阻；

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到达现场，领导劝说无效，知青们手挽着手，秩序井然地席轨而卧；双方僵持了60个小时，货车被阻。客车被阻，数以万计南来北往的旅客被滞留在车站广场……

边疆告急！昆明告急！

三天三夜，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12月31日凌晨，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人数限制在30人以内。喜讯传来，羊方凹响起一片欢呼，知青们抱头痛哭。路障迅速清除，一列列满载货物和旅客的列车驶过……

知青请愿团在北京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但当时并没有解决问题，他们被迫做了检讨，又回到了边疆，浪潮暂时平息。

4

1979年元月，历史将记下这不寻常的时刻：知青运动终于走到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路口：要么回城，要么死亡。

元月中旬，鲁田，时任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李先念）率领的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担负着调查知青情况和解决问题的重大历史使命，开始了云南之行。他们下飞机后，乘着“北京212”山地越野吉普，在滇南重重叠叠的亚热带山林中艰苦跋涉了半个多月……短短十几天，耳闻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和混乱实在叫人触目惊心，知青们住着低矮潮湿的草房，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像大山一样把这些年轻人封存起来……知青中伤病率惊人，有几个数字甚至达到或接近100%，贫血接近100%，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慢性疾病达100%，女知青患妇科疾病的达100%；知青们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杀率、恶性犯罪率急剧上升。

元月25日，中央调查团又前往另一个边疆农场勐岗，因一封北京急电送到鲁田手中，称该农场知青全面罢工，并有数百名知青绝食。于是风尘仆仆，星夜兼程，于元月26日（知青们绝食的第三天）赶到了那里。出人意料的是，调查团到达农场之前，整整一连武装士兵奉命赶到了那里。车停了，一个连长拉开车门，立正报告，“到厂部了，首长，边防四团侦查连听候命令。”鲁田简短吩咐到，“让部队解除武装，原地休息”。一个秘书从后面的车里钻出来请示，“首长，您是不是先休息一会儿，再接见他们？”鲁田突然冒火了，砰地关上车门，“直接开到绝食现场去！人都快死了，还搞那套老爷作风干什么？！”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的强烈要求，中午12点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鲁田说，“同志们，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话刚出口，顿时，四名女知青，将一幅万人签名的《绝食宣言》抬上主席台，平静的海面开始咆哮起来，“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打倒官僚主义！”……

于是副部长又苦口婆心，说我们暂时不要纠缠细节问题好不好？他从全国大局讲到知青问题，他讲得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唯一不足之处就是没有兼顾知青的切身利益。这时知青领袖吴向东毅然走向讲台，士兵们慌忙用枪去挡，一位士兵不小心，枪托在来人的额头上碰了一下，吴向东一个趔趄坐在地上，额角渗出鲜血来。全场哗变。

鲁田脸色骤变，他亲自走下讲坛扶起男知青，并命令部队连长，“全体起立，向后转，退出会场。”军队执行命令，会场重又安静下来。

吴向东摇摇晃晃地走上讲坛，拿起那只麦克风，说，“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一语未落，他已经泪流满面，“我，吴向东，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三十岁的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一股指头粗的血柱有如喷泉一样喷涌而出，等猝不及防的观众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

当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会场已无法平静。鲁田早已老泪纵横。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决不怕任何威胁利诱。但是现在他颤抖了，他感到深深地内疚。

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们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同志“三个不满意”已经提供思路，难道你就不能出于公心，出于一个共和国老人的良心好责任，对人民，对青年，也对历史有个问心无愧的交代么？

于是鲁田说，“同志们，青年同志们，”他的声音听上去疲惫，苍老，沉重而又嘶哑，“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了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地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

人们惊愕地抬起头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掌声长达十几分钟）我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战斗在边疆农场的广大知识青年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致以崇高的敬礼！

作为个人，我是以两种身份来看望同志们的。我，鲁田，国务院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家长，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山西插过队，一个还在北大荒农场。将心比心，哪一个青年没有父母？哪一个父母不疼爱子女？这就叫做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嘛！……希望大家识大体，顾大局，赶快恢复进食，爱护身体，我们一定尽快把同志们的实际情况带回去，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汇报。”

全场重新陷入沉默。汇报是什么？是无法确定的未知数？一个男知青大声诘问，“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一位女知青慢慢地站起来，气喘吁吁地走上讲台，她的身体被心脏病折磨着，“你脸色不大好嘛，是不是病了？”副部长问他，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多像她死去的父亲，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下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腿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可怜的女儿！”一霎间，远近会场，三万多名知识青年齐刷刷地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惊天，哭声动地。鲁田大恸，不能自已；面对眼前这个吧他当成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里发生的改变。

历史的走向在这里发生改变。决不只是下跪和请愿，而是党心民心，一千万知青的强大合力迫使历史重新做出选择。鲁田扶起女青年，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办好的。”

一个秘书请示，“是不是休会？”鲁田毅然决然地说，“不，，没有人会离开这个会场的，我们也不能离开。”他转过身，面向麦克风说，“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请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鲁田，这位可尊敬的老人，决心冒着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风险，奋起为民请命了。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公元1979年元月27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小时的长途通话后，满面倦容的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你们的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的嚎啕。大悲大喜。大哭大笑。

有必要记住这个短暂而匆忙的历史时刻。1968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们奔赴农场和边疆，用青春和热血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上铸就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坝，并且企图人为地将它永久固定下来。十年后，这座大坝终于在云南勐岗农场旷野和露天戏台上裂开了一道不可挽回的裂缝。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行大字：公元一九七九年，历史不再固执。

知青们大返城开始了。

4

报告文学的结尾，作者又回到1991年夏的知青回顾展，盛况空前，成为成都街头轰动一时的热门话题。参观者除了当年的知青外，还有许多大学生，他们试图了解他们父兄的知青岁月，并与父兄沟通。一位研究生尖锐地诘问，“既然无悔，你们干吗还要回城？既然回城，又干吗还要喋喋不休地标榜‘无悔’？”

作者最后写到：

“我完全无意在这里对知青运动的功过是非和我的同龄人对待历史的种种态度评头论足。我只想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以便我们后人有可能循着历史的回声找到这片荒芜的历史墓地，也找到那些早已被人们遗忘的被称作知青的殉难者并为他（她）们的坟头添上一束小小的野花。

我相信，无论是天国还是地狱，他（她）们的眼睛一定始终注视着你和我——它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无法逃避自己应尽的那份责任。

愿他（她）们的灵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