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明末清初——文明的覆灭与重建》

在当当网上买了两遍，当时当当网在做店庆，6.6折。因为考试，书看得断断续续，放假了有时间看完，觉得只是了解十分肤浅，觉得这段特殊的历史，这本书又是描写这段历史最好一本书，有必要，记录或摘抄些读书笔记（高屋建瓴的见解），摘抄的过程也是重读和加深理解的过程：

晚明的人口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社会经济的商业化，天地之间，

金钱似乎支配一切，明朝末期，白银进口长期不足导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由于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来维持理想化、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都促使这一制度的瓦解。

官僚的***由制度本身决定的，官僚和贵族的俸禄少得可怜，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他和他的家族高贵、舒适的生活。

许多大臣们认为对制度的破坏，正是明朝的皇帝，而不是别人。万历皇帝的昏庸和不负责任，屡次公私不分，挪用***开支修建宫室。而北京皇宫中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也是朝廷巨大的财政负担，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宦官不仅是明显的财政负担，宦官更是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那些从未见过皇帝（这个深宫里的幽灵）的大臣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残酷的党争（以晚明东林党人与魏忠贤之阉党之间最残酷），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轩然***，而结果常是双方僵持不决。

明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就是驿站一名失业的驿卒。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自己的“乡兵”。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

1645年，清军占领了北京，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

清王朝的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康熙帝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

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管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加——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王朝秩序的重建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继续存在下去。

在清朝统治之下，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令欧洲君主羡慕的是，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然而，大清统治的和平却在另一方面付出了代价。由于18世纪席卷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双方的兵力几乎相等，因此参战国不得不大力改革其军事技术，并对其专制政体进行合理化改革。中国则缺乏竞争对手，故除了为征服相对落后的亚洲内陆人民、抵御哥萨克的侵扰、及维持对东南亚和朝鲜的宗主权所需要的军事实力外，没有改进其军事技术的强烈愿望。不仅是因为缺乏有力的对手迫使清***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而进行体制改革；而且是因为清初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政治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权利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权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

“当中国向欧洲人开放之时，他们会发现那是世界***集权制的最佳模式”但那些最后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大门的欧洲人发现，清朝的统治上面描述那般好，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但行政管理网络的末端已开始同官僚系统的指挥中心脱节。甚至更糟的是，整个系统已放弃了它在清朝初年曾经有过的弹性。而可悲的是，正是17世纪清朝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纪强大的外来干涉再次出现之时，难以作出制度上的选择。在清朝灭亡的最后时刻，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崩溃了。

————摘抄出本书的序言和结尾部分，整篇幅地抄录，清朝的改革是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和模式下，针对明朝弊病宦官专权、朋党横行、官员腐败无作为等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作出有限改革，对秩序重建，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满族的统治者作为异族的领导者他们拥有武力和权力，在汉人（拥有高度文明和文化）的帮助下，满汉共同合力下对文明和制度的重建，并且得到彻底的成功。正是这种的成功来使后面的改革和制度的选择变得更加困惑和左右不定。

官员腐败和党争，辽东的防务，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正直的”的官僚士大夫与皇帝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斗争，前者支持东林党，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崇祯帝即位，他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大臣碌碌无为又官官相护的状况，但这位当时还算中国最聪明的统治者的新皇上，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信念登上皇帝宝座的，即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几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发展为偏执狂——一种特务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来获得满足的精神状态。崇祯皇帝对朝廷党争的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来自对天启末年那场血腥事变的可怕回忆。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落榜的生员或秀才数量剧增，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在长江三角洲各城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晚明的市民运动有两种类型：1、下层阶级与生员结为联盟，反对他们遭致剥削与贫困的上层阶级；2、城市个各阶层共同联合，反对朝廷。复社的建立，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科举生涯，考生便开始体验一种矛盾生活，一方面，蒲松龄以尖刻笔触描述了入闱秀才之“七似”：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似被絮之揉，似饵毒之蝇，似破卵之鸠。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两次备考之间的悠闲轻松的气氛，《桃花扇》：“贡院秦淮近，赛青袊，剩金零粉。”南京城内秦淮河畔这块专供人们寻欢作乐的去处，一到夜晚便生机盎然，雕梁画栋，丝障珠帘，花灯游艇，星星点点，人们饮酒狂欢，通宵达旦。复古的复社在崇祯时取得巨大成功。

辽东前线的战事，常常被党争利用，成为相互争权夺利的契机。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

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大臣们经常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辩解，对其***表示痛心悔恨，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改革只提出过于简单空洞的计划。

李自成的失败，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两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宋献策（李自成的谋士之一）曾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

由于文职官僚体制深深地扎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中，而且在根本上由它所维系，这就转过来无情地嘲弄了武夫们永久保持权势的理想。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结果使军人去竭力效仿文臣，有抱负的武将凭其举重、舞戟（ji）、开弓的本领来划定等级，这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而满洲旗人，则力图成为经学家和诗人（虽然不一定高明）。到了18世纪，绝大部分旗人已经既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了，其中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鸡度日。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早已灭亡，占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北京旗人不是当了黄包车夫，就是做了警察，职业五花八门，但已无权无势。这就是3个世纪以前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

小结一下：

明末清初，拥有权力和武力的满族铁骑入主中原，他们羡慕中原的文明和财富，满族的统治者也担心汉化会侵蚀了他们族人的强悍和勇敢，而同时他们又不得不倚靠明朝投降的汉人来平衡与约束满族贵族的势力，完成帝国的统一以及儒家秩序的重新建立（自从大凌河城大批辽东军户投降后，基本上后期的统一都是倚仗他们完成的）。拥有文明和知识的拥护清朝的汉人官员（他们传统上被认为是贰臣、叛徒），他们从清朝统治者那里获得了权力得以实现自己改良制度和重建昔日帝国辉煌的机会，他们实行儒家学者的道义，救民于水火之中。正是汉满相互矛盾之下，合力完成了清朝开国的“洪业”。满族人是最好的学习者和继承者，却是失败的改革者。

环境造成的命运，东南部漫长的海岸线，西边是高山和沙漠阻隔着东西方文化的交通，南部是热带丛林和未开化的附属小国，南方富庶的各省为帝国提供了大部分的赋税和粮食，中国的统一和安定，只需不断地修建长城，用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王朝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循环更替着，缺少足够强大外来势力的侵袭，没有足够的危机感，也就缺乏（军事、科技、政治和体制）改造和改革的迫切渴望。例如，南方稠密的人口在土地那里耕种得到必要和一定的生活满足，再灵巧的劳动工具也无法比拟人类灵巧的手指，由于人口的稠密，任何技术上的改进和改革成了多余的东西统治者所做的，宣扬儒家治世（家与国不分，孝与忠治国），作为封建大家庭的家长，以礼仪和教化管理着千千万万其它的家庭，让那些农民安分地困守在农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让他们能得到最起码的生存要求，重复地过着两千年来同样的生活。

清朝的统一获得的彻底成功，在安逸、强盛的环境下，坐着天朝上国的位子，高高在上，由于环境的原因却永远失去了与世界同步竞争的机会，直到19世纪

被现代化武装的外来者用武力打开国门，苦难和巨大危机感、强烈的落差驱使着后面的事情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变革，历史和文化的负担过于沉重了，改革也是反反复复中曲折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