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戴震與章學誠《章子春秋学辨正 ——兼论章实斋与龚定庵的亲缘》

章子春秋学辨正

——兼论章实斋与龚定庵的亲缘

《论语》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从修辞上看，此论犹如《大学》中的论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在这一系列排比复调的诗化语境中，彰显着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措手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的自然正当的政治秩序。宋儒的“四书”系统显然有别于“六经”系统，有一种类政治→神学（儒教）的视域。

在这一政治哲学的教化下，辨正章子春秋学的内涵则意味同样的意涵。

在辨正之前，最大的挑战无疑是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中期思想史研究》，就目前阅读的章子学文献中，此书可谓是章子学中的集大成者，这不仅体现在中西视野宏大上，而且拓展和开启了当世性的古今视野上的儒学的内在理路，虽然说余著在当时被强势的西学笼罩着，古今视野并不是余著要处理的主题，用“智识主义”的兴起来涵盖清学也确有“去政治化”的内涵。

按语：余英时先生于1956年写的《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注释里透露了这样的信息：“historical conscience本当译为‘史德’，惜章学诚史德之说渗杂了许多传统政治伦理的陈旧观念，一惟‘不背于名教’之‘心术’是尚，不宜与柯氏之言相比敷，故直译为‘历史的良知’。然吾人须知，史德确为史家不可或缺只要件，在新史学中‘史德’之内涵当柯氏之说，不宜再以章氏之解为依归也”，见《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2004，第13页注1。此文是否经后来修复已不得而知，从修辞上看，余氏“去政治化”倾向显白无疑，虽仍有保留“史德”不可或缺，但“不宜再以章氏之解为依归也”，“当柯氏之说”，这种中西张力也是显见的，以下的辨正就在此张力基础上来修复章学诚的政治哲学内涵。

这一立场似乎在慢慢被修正，这可以在林聪舜的《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学生书局，1990）、李纪祥的《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文津，1992）中窥知一二，更能在周启荣的二篇重要论文：《史学经世：试论章学诚文史通义独缺春秋教的问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8期，1982）、《学术经世：章学诚之文史论与经世思想》（与刘广京合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亦载刘小枫主编：《阅读的德性》，华夏，2006）中显示，这一 “通经致用”、 “经世致用”、“学术经世”的论证主题确实指出了余英时“智识主义”论述中隐而不显的“盲点”，但是在强势的西学面孔下仍不免“力单势薄”，要想继续辨正，仍需要对“经世致用”进行“辩章”，进行“考镜”，“辩其指归，殚其体统”（《史通•自序》），这一路线仍要开创史学现代化（“新史学”）的梁任公现身说法，梁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述，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根本观念，传自孔孟（转自朱敬武：《章学诚的历史文化哲学》，文津，1996，版本不同，一时未查到任公的原话）。

《孟子》载：“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也。”

章实斋在“辨正”其春秋学立场，“窃取”孔子“微言大义”的《答客问上》论道：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由此可见，章子之“家学”即是“春秋学”矣。

章子接着辨正道：“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谓无失矣。……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

章子以其“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结束了这篇《答客问上》：“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此篇与《释通》同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这一年章子五十三，可谓“知天命”之年，上一年，章子完成了其“知天命”之作：《原道》篇）

章子春秋学辨正之后，言说章子政治哲学则顺也。

现有的《文史通义》开篇《易教》云：“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可谓章子政治哲学即“六经皆史”，此间“微言大义”仍需和《原道》对观。

在论说之前，先看章子面对同时代人的驳难是怎样辨正的，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写给陈鉴亭的书信《与陈鉴亭论学》就是辨正之作，其中有显白的言说：“故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学；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于周、孔之分，此实古今学术之要旨，而前人于此，言议或有未尽也。”（这一知天命之际，是章实斋人生的辉煌时刻，这一时期他主持修撰了《史籍考》来打通和实践以及升华他的“互著”与“别裁”，此一辉煌也同样带来了他的学术辉煌）

由此可见，章子政治哲学有一层来自《易经》的政治神学背景，也即是“天”的内涵。《原道》开篇有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这里的天也具有自然正当的内涵，“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不见而不得不然也。”（章子的“不得不然”之“势”与王夫之多有契合）在这一“天道”的辨正之后，章子才开始论述“人世”，而且在审慎的“史德”关照下，“慎辩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原道》接着论述道：“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紧接着，章子“窃取”了《论语》、《大学》中的政治修辞，言说了一幅类似《理想国》的政治秩序：

人之生也，自有其道，人不自知，故未有形。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帅，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章子的政治哲学遵循了道器合一→六经皆史→周孔之教的言说逻辑，由此，章子把“经”的内涵赋予了“有德无位”的孔子，把“史”的内涵赋予了周公，被称为《文史通义》续编的《史微*史学》也同样阐发：“不知六艺为史，无以见王者创制之本原，不知六艺为经，无以窥孔氏删修之大法。”章子并在孟子谓“孔子之谓集大成”之上言说：“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章子不同于孟子之处即在章子的政治神学维度，“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在此，章子既无“降经为史”，也没有“升史为经”，这一“意见”实是误以章子政治哲学而为其知识论（“epistemology”，这一意义上仍不同于山口久和的“the theory of knowledge”章子的知识论有一层“知识为德性”的古典内涵，在章子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存在着持续一生的张力，这里可能倾向于章子晚年确有“化知识为德行”的“定论”？这在其晚年自我定论《浙东学术》，以及与袁子材极具“戏剧”化的论争中窥知一二？），回到正题，继续倾听章子的言说：“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虽固体于道之不得不然，而已为生民之所未有矣。盖周公集成之功在前王，而夫子明教之功在万世也；若歧视周孔而优劣之，则妄矣。故欲知道者，在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

章子政治哲学即“六经皆史”澄明之后，也即进入到了章实斋与龚定庵的亲缘的论说，在通常的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引入到章子的“家学”（也即“春秋学”）之后，章子的春秋学与常州今文学派的龚自珍的亲缘就不证自明了，在此已无必要征引龚定庵的“尊史”、“宾宾”之论，此处需要辨正的则是章子的“家学”与“家法”的不同，更不可与今古文之争炽烈的晚清同日而语。一方面，可以说今文学“家法”是章子“家学”当世性的应有之义，也是其逻辑必然。一方面，章子的“家学”处于梁任公所说的“此二百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剿演之。”（《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中期，“文艺复兴时代”换作“三代复兴时代”，或许更为达意。章子的春秋学实有“窃取”孔子的“诸子学”意蕴。由此路线而下，章子的“周孔之教”的“礼时为大”、“时王制度”而变为龚子的“宾宾”革新之论，再变而为廖子“张三世”、“通三统”的“托古改制”之言。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有云：“不知宋学，则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这也是章实斋一生所要处理的课题，回到“六经皆史”，怎样诠释王阳明与章实斋的亲缘仍旧是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附论：以“以礼代理”为视域诠释乾嘉义理学的张寿安教授近来的课题似乎就要探讨章学诚与龚自珍的关联，信息来自张教授的网站，张教授的硕士论文即为龚自珍为研究对象。台湾的清学史在钱、余师生的开启下步入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探讨，可谓“德不孤，必有邻”，最后仍需对余英时致以敬意，先生在为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一书台湾版序言中论及到：“章学诚生前虽然声名不彰，但《文史通义》中某些重要观念在他死后不久便已暗中在学术界流传，其中尤以‘六经皆史’之说最有吸引力。早期今文学派的龚自珍从‘经世’的观点宣扬‘六经皆史’的深层涵义，晚清古文学派的章炳麟则用‘六经皆史’的命题来催破廖平、康有为关于孔子‘托古改制’的论点。所以到了《国粹学报》时期[1905-1911]，《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两书早已脍炙人口。同时搜求章氏遗文也蔚为一时风尚。《国粹学报》上便常常有他的未刊稿。1922年刘氏嘉业堂本《章氏遗书》是当时网罗的最齐备的一大集结。但此后佚篇仍不断出现，至1985年刊行的《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始告一段落。”【按语：此序文写于2003年5月14日，“但此后佚篇仍不断出现”，这就为《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中的《章学诚史文校雠考论》带来了诸多的挑战，此文应在1996年增订本出版之前，此文可谓是“观念论”式考证，这种考证的神韵尽显于《方以智晚节考》，这一挑战应类似于陈寅恪的“竹林七贤”的“观念论”式考证，这一挑战可参照陈祖武：《章实斋集外佚扎二通考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2004，10；林胜彩：《跋章实斋佚文二篇——兼论、二书之关系》，载《文史哲》，第七期，2005.12，此种争论真可谓“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不知章氏在世，能否辨正“两书之关系”矣？】

北望

2009 1 21 1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