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山《流浪者之歌》

印象中的流浪者，大概是倦态、散漫不羁，甚至难以亲近的。但面前的这个名为谢旺霖的台湾人，看上去却积极而平和。听人讲话时，偶尔低下头，双手托腮，就陷入自己的世界之中。稍许，才审慎的选择几句话，回应你所有的疑问。

翻开这本《转山》，对于旅途中每一点细微感受，他又是不吝笔墨的。那些对于感觉的记忆的清晰程度，让人好奇又惊诧。这位流浪者，用了2个月的时间，从泸沽湖、梅里雪山、盐井、东达、波密，直到拉萨，全程1800公里，一路骑行。只是一个念头，一张参与“流浪者计划”的表格，就打断了原本平静的生活，为的只是寻找自我。而因此写就的《转山》，可谓是台北图书市场2008年最惊艳的一笔。自1月在台北问世后，销量已近5万册。简体版上的红色腰封，也像所有畅销书的必备特征一般，赫然印着若干名人倾力推荐。

误解往往是生活的常态，对这本书的回应亦是如此。一些读者写信给他，“现在该做的事没有去做，将来就会后悔。”在台湾，一些人俨然将其当作了“单车圣经”，人们开始热衷骑行，那股风潮不亚于放映电影《练习曲》所引发的环岛热。但对他来讲，“骑车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另一重误读则把它看作“疗欲读物”。这或许因为作者第一次进藏缘于一场失败的恋爱。更富戏剧性的是，第二次，他在终点拉萨把车子卖掉换机票回台湾，几个月后，买他车子的北京青年也因失恋而从四川骑车再登高原。不过，谢旺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书竟会有这么多诠释的可能，这反而成了这本书畅销的最好注脚——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所需。

200多页的描述，语调始终缓慢平静。这段1800公里的骑行旅程，刚刚起步就折了戟。开始翻阅第一座4000米的高山时，山路蜿蜒曲折，漆黑一片，谢旺霖被卡在了石缝中，悬在崖边。他头灯照射的前方，只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这仅仅是开始。雪山惊险之后，与藏獒对峙狼狈脱险，在波密食物中毒两天上吐下泻，这对于他都是从来未有的体验。

如果就此把他当作英雄或者勇士，那又是一重误读。事实上，他每一天都想着放弃，在相信与怀疑之间摇摆，在内心的纠结与挣扎之中，最终还是决定走下去。甚至有时，他自己也难以分辨“虚弱”的状态是真实存在，还是自己制造出的放弃理由。当然，很多时候也并非完全出于意愿或者勇气，现实情况也决定了不能止步。一座座连绵的山中，如果不继续前行，可能就被风雪困于其中。

在整本书中，作者选用了第二人称进行表达。如此大胆的尝试，起初让人觉得有阅读障碍。谢旺霖对此的解释是，一路上人迹罕至，很多事情也不值一提，加上对地理历史的有限了解，不能保证所有观察尽数呈现，就在想，会不会有种方式，让主观的东西也可以变成故事的一部分。另一原因在于，人在困难时总习惯同自己对话，“这本书的所有经历远远超乎自己的想象。如果知道会面临这些事情，可能不会选择去走。”

《转山》的畅销，也让很多人了解到，台湾云门舞团不仅演出《流浪者之歌》，还支持一个年轻人远足的“流浪者计划”。这多少缘于林怀民的个人经历。早慧的林怀民14岁就因出版小说而蜚声台湾文坛，虽因此得到一大笔稿费得以去上向往已久的芭蕾舞课，但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父亲只给了他两种未来选择：律师或是医生。1972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林怀民开始到欧洲自助旅行——希腊神殿、Granada（西班牙南部城市，欧洲回教古都）的回教神庙，一路走下来，“好奇度在不断增加，这些年轻时去过的地方，带给你的是一生的养分”。1994年，林怀民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朝圣，归来时创作了舞蹈《流浪者之歌》，将求道者虔诚追慕流浪生涯的历程融入了作品之中。四年前，他出资60万台币，开始创办了“流浪者计划”，还做出两个特别规定，其一“一定要单独，不可组团，也不可有同伴。这样可以跟自己对话，又必须跟陌生人对话”。而为期60天的规定，则因为“每个人都有兴奋期、疲倦期，唯有这样，才可以从疲倦期、消沉期中，重新走回自己的生活”。

林怀民并不在意这些计划可以在短期内兑现，“十年或许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尽管这个他喜欢的青年谢旺霖已经告诉他，以前在社会中最怕两件事，孤独和贫穷，滇藏之旅回来以后都不怕了。

曾经担任“流浪者计划”评选（评审）的蒋勋则选用了“希望”两个字来评价这些参与者，还以此关联了两个大的社会议题——“让我在经济崩溃时没有那么惊慌，在政治沮丧里没有对人性失去希望”。“流浪者计划”今年甄选的参与者有几位让他印象很深——一位30岁的年轻人，默默做了十年游民辅导，熟悉到了解台北每个角落游民的栖居之所，定期带他们理发、洗澡。他用两个月时间到日本了解当地游民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对于他们的态度；另一位出身医学院的女孩，20多岁，放弃稳定的工作和高薪，用8个月的时间到柬埔寨做登革热医疗救助。而此前，有更多人，到印度拜师学西塔琴，到陕西窑洞同老太太学剪纸，做一件事，学门手艺，完成一个梦想。

一些人流浪过后，可能会慢慢回归原先的生活轨迹，另一些人，则可能走上一条原先不曾设想的道路，比如孤独星球的创办者——托尼•惠勒夫妇。毕业旅行误打误撞的“玩票”，却成就了一个杰出出版集团的开端。在大学里修学政治和法律的谢旺霖，也认为自己如果没有去西藏，可能不会走上文学之路。林怀民更是不吝赞美之词，“转山之后，诞生了一位出色的作家”。

访谈

问：每个人流浪或出走的目的各不相同，当时最能说服你的那个理由是什么？

答：基于一种特殊的心情吧。可能会失败，但就要看到自己如何就范的，也不是有什么雄心壮志。这不是一本冒险的英雄主义式的书。

问：看这本书，其中流露的情绪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坚定、特立独行，态度决绝，一方面又充满困惑、不安、犹豫和恐惧。

答：心态很纠结。我每天会做两种功课，一是哄着自己，就到前面的拐弯处，会有更好的风景，虽然往往看到的还是重复的山脉，有时到了既定目标，又因为骑行过久胯部太痛下不了车；二是总在想，到底什么时候会放弃，怎么样放弃别人才不会责怪我。

问：不过你还是坚持走完了，否则也不会有“雪域告别”这一章。你认为这样的流浪或是出走是不是年轻人需要经历的一刻，来完成自身的蜕变？在西方是有这样的传统的。

答：对，在西方整个社会，是将毕业旅行看作“成人礼”的。我认为唯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看清自己。当然，流浪不是一定要去危险的地方，而是要选择“异文化”，差异越大的地方冲击越大。而且有时候，成长的力量来自于“一个人”，需要有一些孤独的生活。

问：在台湾正是有很多人看了你的书，萌发了出行的冲动。

答：很多人去环岛，或者出国旅行，总之暂时放弃一些东西，过一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问：但有时，自我放纵和自我逃避，与自我追寻，这样的状态是很难区分的。

答：出行只是为了让你冷静思考。家人的期待，社会的压力，很多时候都是被这样的力量束缚和捆绑的。大家都在着重自己的下一步人生不是直线的过程，有很多迂回曲折在里边。

。有时留下两个月的空白，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可能头脑会更清晰。

问：流浪有时会不会被过于浪漫化了。

答：我自己的流浪还是很清楚的，在学习嘛，也有反叛的意味，因为我的现实生活太规律了。对自己来说，全部放掉的过程充满很多惊喜。因为你在探索，像个孩子一样好奇，对一切充满期待，整个人的毛孔是张开的。

问：为什么会选用《转山》这个名字？

答：很多人觉得转山是宗教的仪式，但对我来说，是生命的仪式。这本书也不是写西藏的文章，而是写心底流浪的文章。

问：你有宗教信仰吗？《在路上》中，经过漫长而精疲力竭的旅行之后，他们开始笃信禅宗。

答：不信。其实有时不在于信仰，在于一种谦卑的精神。

问：下一步的计划是哪里？还是用这种方式吗？

答：印度。可能会选择走路，骑车对我来讲还是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