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国传统学术与政治》

为这本内涵丰富的书写书评，不花些时间是很难深入的。这里先起个头，以后再慢慢补足。

余英时先生很明显对宋明理学抱着同情理解的态度。在现代中国主流意识中，宋明理学是喊着“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类口号的腐儒、道学先生、道德贩子。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与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文化联系起来。即使是对宋明理学有一定了解的知识分子，往往也并不理解宋明理学。不管是有意无意，他们倾向于把宋明理学当作中国的形而上学，只看重其中纯粹思辨性的东西，比如气、阴阳等。

上述面相的宋明理学确实让人提不起兴趣。如果宋明理学只是这样，似乎它的湮没不仅不值得遗憾，反而值得庆幸了。不过在余英时眼里，宋明理学承载并发扬着中国文化中极珍贵的特质，这一特质在传统知识分子——士的身上代代传承。直到今天，这一特质的崇高仍然无人质疑。它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气。

余英时在本书中所要论证的，就是宋明理学的治道理想与政治环境的复杂关系。虽然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传承者们政治理想会有屈伸，但其责任感和政治担当的意识从未被磨灭，他们的浩然正气始终充塞于天地之间。

宋代，统治者优待士人。士人的地位和境遇空前绝后地好。王安石的一生，正可以看作宋代士人阶级辉煌的缩影。在这种政治环境的感召下，宋代理学家提出了“得君行道”的口号。他们苦苦寻找“道”的精髓，绝非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形而上学体系，更不是用作茶余饭后之谈资，而是为了远大的政治抱负。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天下生灵。因此，他们羡慕王安石，有“得君”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又怨恨王安石——由于“行道”不正——把机会浪费了。也许千载后看来，他们的政治哲学出发点就有问题，他们的很多政治理想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但作为一个整体，宋代士人的精神境界令人敬仰。

明代，统治者贬低士人。廷杖这种侮辱性的惩罚被广泛地用在“可杀而不可辱”的士人身上即是明证。被这种政治环境所影响，理学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向，其标志为王阳明的“龙场顿悟”。从此之后，理学不再祈求帝王的垂青，转而朝向普通人。“得君行道”变成了“觉民行道”。用现代政治哲学的语言说，理学家们不再相信开明专制，人本主义思想开始发展。

读完本书，颇多感触。于个人言，每天为着升官、发财、学位、家庭忙碌的我，是否不知不觉地把“蝇营狗苟”当作了座右铭？在这去魅的时代，我是不是把迂腐和理想一起抛弃了？于国人言，在执着于争论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分歧、或者大谈分配正义与交往理性之余，是否应当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把“三纲五常”解读为“使阶级压迫合法化”的同时，是否应当注意到纲常背后那温情的一面？

另：吉林社的这个版本质量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出版说明第一句话就是个病句。其他如第45页把陈康伯的年龄加了100岁，第166页“数日”误作“数目”，第167页“失范”误作“示范”等等。不过本书内容实在很好，当得5星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