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莫斯的礼物（旧作）》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进行了一种融贯中西的尝试：通过丰澹的征引，并举东西方文化的相近之处。且不论这样的方法是否能得出严谨的学术结论，至少，就资料性而言，《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呈献给后世学人的珍贵礼物。关于礼物这个话题，他在对《毛诗正义》“木瓜”篇的考察中有所探讨。其中，最能引起我的注意力的是这样一句话，“群学家考论初民礼俗，谓赠者必望受者答酬，与物乃所以取物，尚往来而较辎铢，且小往而责大来，号曰投贻（ledon），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即以美洲土著语名之（Potlatch）。” 注解中提供的出处则是Marcel Mauss。如今米歇尔•莫斯的这项研究已有中文单行本，题曰《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

莫斯作为涂尔干的外甥和弟子，在涂尔干身后，统领着整个涂尔干学派，直至逝世。主持《社会学年鉴》与整理亡难同窗的遗稿是其学术活动的最主要方面。为此，莫斯自己的研究难免遭到压缩。是故，其论文与专著寥若晨星。在其作品中，最具影响的便是这部《礼物》。篇幅不大，却意旨遥深，“侏儒一节，可知其工矣” 。

在《礼物》的卷首，莫斯设置了自己试图回答的问题：“在后进社会或古式社会中，是什么样的权利与利益规则，导致接受了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 当然，莫斯的考察并未局限于此，实际上，这只是全书的起点，而非终极。我们不妨将其视为一个切入点。莫斯要考察的实际上是一种呈献机制，这种机制包括通常意义的礼物和流行于后进社会的“夸富宴”。

通过对大量人类学报告的考察，莫斯注意到，在许多古式社会中赠礼和回礼都是一种义务性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具备“夸富宴”的要素。所谓“夸富宴”，即《管锥编》中提到的美洲土著语“Potlatch”一词，莫斯称之为“竞技式的总体呈献” 。在这样的仪式中，部族首领或具有类似地位的部族成员会将积蓄许久的财富通过宴会和分发的形式，在一夕之间消耗殆尽。莫斯认为这些社会中的赠礼和夸富宴都具备了两个要素：具有名望性质的“曼纳”（mana）和绝对的回礼的义务 。前者意味着慷慨的馈赠在这些社会中，能为馈赠者带来荣誉和地位。后者则意味着这些损失将会以回礼的方式得到补偿。关于回礼的义务，大抵有这样几种情况。首先是如果某个社会成员在接受馈赠后拒绝回礼，那么他将失去自己的名誉、丧失地位，最终会带来更大的财富损失。其次，在一些古式社会里，人们信奉礼物具备某种超自然力量。例如毛利语中的“taonga”和“hau”的概念 ，便是对这种义务性的巫术的解释，在他们的信仰中，礼物中的超自然力量将使拒绝回礼者遭到报应。并且，礼物中的超自然力量有时也关系到神明或施受礼物双方的祖先，这时馈赠与“夸富宴”在某种程度上，都充当着祭祀的功能。由此可见，在古式社会里，物品与个人的分野并非如在我们的社会中并非截然无涉，而是呈混融（mélange）关系 。

为了阐释这种混融关系，莫斯考察了其他的一些后进社会。其中西太平洋上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发生的“库拉”活动颇为典型。所谓“库拉”，形式上类似航海贸易，然而支撑这种“贸易”行为的，并非交易牟利，而是在形式上完成物品的循环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交换的对象被称为“vaygu’ga”，大抵是一些珍宝制品。它们在交换中充几乎充当了货币的功能。这种交换活动沟通了群岛间的不同部族，完成了一种礼仪与交际的需要。并且，在各个部族内部，也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分发以及由此而来的回礼 。通过这样的方式，礼物的交换被用以结缔某种社会团结。这同样是人与物混融为一的体现。若纯以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些后进社会中的礼物交换是徒劳的，甚至会导致大量浪费。然而，莫斯却通过种种考察发掘了其中的功能性，这种功能便是通过交换，结成某种契约关系，使社会达到一种团结状态。这种思路，显然受到了涂尔干学说的深刻影响 。为了说明这种“夸富宴”和馈赠-回礼模式的普遍性，莫斯继而征引了几个古代文明的传统法律，并且从中发现了符合这一交换原则的内容。

在经过种种考察之后，莫斯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在其研究中，他已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经济史观念 。传统观念认为经济法经历了某种进化过程：从以物易物到货币，继而发展到信用货币。然而，莫斯的研究表明，在这个方面，我们的经济法比起那些古式社会，其实并无什么实质上的进步可言。甚至，我们在经济理性高度发达的时代，反而失去了许多古式社会已具备的社会功能。为此，我们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正在、并且理应向传统回归。例如，在莫斯看来，社会福利制度的原型即是“夸富宴”制度。莫斯也认为，这样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分发，有利于重建支离破碎的社会团结，公民也会以履行义务来回报这种馈赠 。莫斯的馈赠-回礼学说同时也可以被用来解释宗教。宗教意味着呈献自己然后获得来自彼岸世界的酬偿，其典型方式便是来世的幸福或子孙的福祉。

莫斯的这部著作，固然在结论上有很多创建，颇具影响力。只是更为吸引我的，是它的研究方法，即研究“总体的”社会事实 。这种“总体的”，也就是“一般的”、普遍的。莫斯甚至认为，“社会学的原则与宗旨，就是要洞察整个群体及其总体行为”。这一原则可以从莫斯的工作方式种略窥一二。在《礼物》中，莫斯考察了诸多古式社会，却并未亲临过分布着那些古式社会的西太平洋群岛。其资料主要来自于大量的人类学报告和地方志。广泛涉猎这些材料，莫斯得出了那些亲临现场的人类学家都未曾得出的种种结论 。这样的方法也许在细节上不能做到完美，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这种研究方法有时能带来出点铁成金的效应。甚至可以说，引发爆炸性影响的学术著作（社会科学方面为主，也有少量自然科学著作），往往都具备这种“总体的”眼光。

此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礼物》的写作时间，1925年。此前爆发了横扫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火舌恣肆地吞噬着文明的成果与那些本应安然享受这些成果的人们。这样的局面必然会激起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反思。更何况，在一战中，涂尔干学派的传人几乎凋零殆尽，“青简尚新而宿草将列” ，怎能不令人泫涕之余，痛醒地反思误入歧路的欧洲文明？若将《礼物》一书还原到其时代背景之下，大概也就不难理解莫斯的一番苦心了。莫斯对“夸富宴”制度的考察，实际上是在反思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及其冰冷的经济理性。伴随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进化论的社会观念，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社会进化的高级形式，从而对其价值予以肯定，对不合理予以辩白。然而莫斯的考察至少在经济法领域（亦即交换方式）否定了进化论的神化，并且在文本之下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与古式社会的“夸富宴”模式相比，实在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进步。如此一来，莫斯便顺理成章地将将“夸富宴”模式中的慷慨、信誉和馈赠的道德引入资本主义社会所需的道德范畴，并且，以之与经济理性抗衡，挽救“道德斜阳”中欧洲。

八十余年之后，重走西方旧路的中国，若是想不起或不愿记起传统社会中温润的礼数，若是无心在计算理性的夜幕里点亮些烛火，也许《礼物》一书在这个似曾相识的时代，确乎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馈赠。

（本文系“社会学导论”课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