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大众《凯里打错了靶子》

在之前写的《论政治感》一文中，我试图表达这样一个看法：艺术或审美的思维很可能干扰一个人对现实，尤其是对政治现实的判断。这之中最致命的问题在于，这些感伤/浪漫主义者总是被情感冲昏头脑，总是看不到具体的现实，而习惯于将现实诗意化，或者按桑内特的说法，这是把非人格的问题人格化，这是人的自恋导致的。

的确，约翰·凯里笔下的刘易斯也是这种人，“法西斯主义政权与其说在政治上，还不如说在艺术上”。不过，《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作者并没有到此为止，走得过火了。凯里通过把刘易斯与希特勒进行比较，进而认为《我的奋斗》不是希特勒一人的看法，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欧洲知识分子之中。而这种希特勒式的对大众的鄙视竟是源自于艺术品味上的差异，按照他的看法，这个时代的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对人类社会进步没有尺寸之功，它甚至还是极权主义的罪魁祸首。“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阻止大众学习文化。他们只能使文学变得让大众难以理解，以此阻碍大众阅读文学，他们所做的也不过如此。20世纪早期，欧洲知识界就殚精竭虑地决心把大众排斥于文化领域之外，这场运动在英格兰称为现代主义。”这种对现代主义的定义真是与众不同。而他用“20世纪没有一本小说像它那样，仅仅为知识分子而作”来声讨《尤利西斯》，也的确勇气可嘉。

跟他的《艺术有什么用》一样，凯里的论说虽涉及到了部分现代艺术的问题，但显然论述上存在诸多问题。逻辑上的跳跃，主题先行，六经注我，以偏盖全，具体不展开说了。归根到底，凯里缺乏对艺术/艺术家做同情式的理解与思考。作为一个在学院里的精英分子，满足于民粹式的感觉而沾沾自喜，他说出了大众的感受，却没有对这种感受加以反思，更没有真诚理解艺术家的心灵世界。因此，他的书比任何一位后现代理论家的书都好读，但也流于过分的简单与粗暴。

政治感的缺失源自人性内在的弱点，并非不可原谅的罪恶；而精英对大众的批判，跟希特勒的最终解决完全是两码事。最近看到刘小枫在上海的一篇演讲，里面声讨当代艺术的罪恶，试图以艺术的道德说教来取代艺术对真实的表达。对于他看不惯的大众，甚至还曰“强制劳动”。相比于诗人们的天真幼稚，热血沸腾而言，刘先生对大众文化及个体的鄙视可要严重得多，因为他的演讲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在此我不禁感到，约翰·凯里的《知识分子与大众》多少是打错了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