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道与问道《一位大学管理者的求道之旅》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在1931年的著名断语"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早已流芳近百年，而在大学数量跃进、大楼纷纷拔地起的今日，在大学管理者心中，大师、贤师的分量有多重，大学的自由灵魂与师道尊严可还曾萦绕梅贻琦、蔡元培、蒋梦麟、罗家伦等治校者的继任人的心头，更是令人关注。

对这个问题固然很难做出一个完整的回答，不过吴志攀教授的近作《闻道与问道》会给心系于此的人一些安慰。

吴志攀教授曾任北大法律系主任，后为北大副校长、常务副书记，已在北大的领导岗位上工作近十年，参与了该校人文社科方面的许多工作，这本集子则体现了他近年来对"师道"问题的种种思索。

正如作者并没有在书上注明自己的领导身份一样，全书行文中也并无一点领导气，而是饱含感情的记载了作者对北大的多位优秀学者的追思和记述。无论是关于他未曾谋面的先哲如胡适先生的追思，还是对他亲身交往过的当世学者的回忆，作者体现的都绝非俯就式的关怀与肯定，而始终是一种谦恭的、微谨的作为学生和后辈的姿态。且这种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他并没有引经据典的摆列大家们的思想，而是几乎不辞琐屑的写了下那些学者对他的思与行造成影响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并夹伴着自己的感想与体悟。

这种景仰是发自作者内心的一种真情流露，而不是对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的附庸风雅。文集中不仅有关于冯友兰、费孝通等泰斗学者的文字，更有不少关于也许不甚著名但风格高尚的教授的记录。例如，作者"眼里含着泪"地书写了一位当初曾教过他，但今日在北大也鲜为人知的教授：陆卓明先生。该篇也可能是全书最感人和引人深思的篇目之一。

而明确体现了作者管理者身份的文字，同样也反映了作者的低姿态。例如，他不隐讳自己几乎像青年学生一样，在著名史学家张芝联面前"不敢多说话"，而张先生想发表对大学发展的看法时，他就亲自上门，"拿着小本子"、把先生的话"原原本本抄下来"，再对先生复述了一遍，并在书中与读者全文分享。

甚至在悼念另两位北大已故校领导何芳川和赵存生教授的时候，作者也在不经意间把重点放在他们的学人本色上，而非二者作为名校领导挥斥方遒的气派，如何芳川对治学的体悟、谦淡的作风，赵存生退休后在病中拼命写书的精神。

这种在学识与师道面前低头的恭顺，乃是出自作者的书生本性。他曾在北大寒窗十载，并由资深法学家芮沐先生指导多年，之后又一直留校从事教研，专业著述累累，是典型的科班出身。其父更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老一辈学人，家传教化，使得作者对读书人的尊敬和仰慕完全出自天然，毫无虚饰，甚至有点"痴"，例如当他写道，自己多么想有一个能"承重50公斤"的大书包，好在出远门时装满书，让心里"特别踏实"。

其实，作者是一个富于原创思想和对社会有着敏锐洞见的人，这点我们可在该书下半部分诸多关于世界经济、发展、文化、环境、教育、技术与价值观的思考文章中看到，全书每篇文章结尾处作者自拟的寥寥数十字的要旨概括也可见功力。但作者选择首先在书的上半部分，认真地向大家展示了他自己是如何地向大师们、或不甚有名但师德高尚的贤人们学习的，是如何聆听、理解，从而被感动、启迪的。可见，尽管作者是当今北大名师，但他希望告诉读者，自己的经验在于真诚的去"闻道"、"问道"，然后才是给人授道。他慷慨地在此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学途上的具体收获，但更想告诉大家对长者尊师应有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只取决于对方的道德文章高下，而与本方的行政地位、社会影响、物质财富无关。

当大学之道与大学精神在今日社会中有所失落的时刻，当院长被教授发文炮轰专断、众教授争当处长的新闻不时传出的时候，该书作者为一个健康的大学环境应当是如何形成，为当代北大的风貌气质，提供了一个值得细品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