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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向何处去《初探福利国家的诞生》

小小评论家
书评
2023-03-26 08: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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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我这门课期中读书报告《福利资本主义的逻辑》中，借由艾斯平-安德森的“非商品化”角度，我尝试梳理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解释福利资本主义的存在合理性的原因，说明福利有对劳动商品化与异化的修正的功能，因此它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逻辑。

那篇读书报告从一个角度解答了我内心中对福利资本主义出现的疑惑。并且简略地分析了艾斯平-安德森的三种福利资本主义模式。在阅读与写报告的过程中，我意识到，通过考察现象与制度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去深入分析它们的形成、变化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要注重制度背后的思想来源的支持。

因此，在选择期末论文的主题时，我希望能借这个机会把期中读书报告中想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做一个探索。可惜读书与做论文的过程中，发现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主题，况且目前的学术积累很有限，恐怕自己不能处理好这个主题，但是前期收集与阅读资料已经令我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去更换了。因此，只希望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这个问题做个简单的初探。

前面提到福利资本主义的存在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逻辑上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它的必然性。福利资本主义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系列思想、机制与人类活动在历史中互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内在的动因与机制在支持着福利的发展与演进，而在现代意义上看，最重要的就是福利国家。自从福利国家的诞生，福利获得了超越以往狭义的社会层面的社会救济等范畴，进入了一个广阔的、对应着资本主义的市场支配性地位逐渐增强的层面。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福利是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的。

围绕这个主题可以产生一系列的疑问：

l “福利国家”的概念与内涵是什么？它们与实际状况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l 福利作为对资本主义市场化的一种回应是如何进入国家建构的，它如何影响国家政策与国家制度？

l “福利国家发展的幕后动因是什么？”[1]即 “非商品化”转向“国家福利化”背后的动力机制在哪里？

l 不同福利国家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l “阶级特点会随着公民社会权利和义务的扩展而消亡吗？”[2]广义上即是问：福利国家出现后将对国家结构、社会状况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些疑问都是涉及福利国家本质的一些重大问题。本篇论文也只是尝试解答其中的一部分。但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为了对它们有逐渐深入的理解，我们必须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首要的也是重要的一步就是回溯历史，对福利国家的诞生做一个回顾，在历史中考察制度与思想的变化，以及它们对现在的影响。

二福利国家的历史视角

“福利国家”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由英国首相艾德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但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则形成于一百多年前的德国。但是俾斯麦担任首相时德国通过的一系列《社会保险法》，体现的不是劳动者的权利，而是统治者的权威，所以也与“福利”相去甚远。

如果继续上溯的话，四百多年前即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可以被看是国家作为“国家保护人”对人类进入工业革命时代门槛之时对人类社会安全需求的第一个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济贫法》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家的雏形，它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工业革命的社会。

在回顾与分析上面的基本历史进程中，通过一些看待历史时间的视角，我们才得以发现福利国家诞生的较清晰的脉络：

（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

从古罗马到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会在欧洲有非常大的权力和影响。而它们不仅有对人民进行精神上的引导与麻痹功能，“也会为人们提供社会服务（包括救济贫民和赡养老人、抚养儿童），并且实施社会管理（包括结婚登记和解决财产纠纷）”[3]，教会成为一种“超国家”的机器，并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而中世纪以后崛起的欧洲民族国家要替代教会的政治力量，就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国家攘外安内的传统功能，而且还必须承袭或替代教会的社会功能。

基督教会的社会功能世俗化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在西欧，国家功能的转变和发展一直都伴随着各种社会力量的消长和角力，其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

（二）工业化的影响

从国家开始承诺社会责任一直到福利国家的形成，历史经过了一个工业化的大变革。[4]大工业使市场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一切它所需要的要素市场化，劳动力被纳入市场后不得不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人成为盈利的工具，一切不符合竞争需要的个人都被无情地抛弃。于是他们组织起来，反对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合理。

同时，工业化也大大增加了社会收入以及***税收，使***代表国家加强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成为可能。福利是工业化时代主权国家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

“主权国家机器对于社会的干预有三个决定性因素。一是国家合法性的构成，二是国家对于工业社会需求的认识和承诺，三是国家在工业化时代调动财源的能力。”[5]这三个因素在工业化时代几乎是同时发展，成为福利国家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民主政治的影响

战后西欧普遍推行的民主普选制导致了社会需求认定的多元化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公民享有了广泛的政治权利后，通过这些权利要求***提供对公民的社会保护。

威伦斯基认为，福利国家是由民主机制的发展，以及多数投票权的推行促成的。艾斯平-安德森和施密特认为，阶级是福利国家的动力。这里的理论都可归结为一个结论：“民主普选制度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福利国家在二战后的发展。”[6]

三两种经典福利国家模式形成的历史梗概

现代福利国家制度发源于欧洲，随着西欧民族国家建设、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大众的民主化而演变发展。因此。福利国家在欧洲的形成不仅仅是个政治的过程，而且是经济和社会的过程。

而欧洲民族国家各不相同的发展过程决定将了欧洲福利国家有多种模式，这使欧洲的福利国家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在这里对英国和德国的福利国家形成做一个历史梗概的梳理，并对两国模式做一个比较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北欧国家的模式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福利模式，但限于篇幅暂不讨论。

（一）英国模式

工业化时期的开始，世界工厂是与英国隔海相望的荷兰。荷兰兴旺的毛纺织业吞噬着越来越多的英国羊毛，也在英国诱发了一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被从土地驱赶出来的农民成为流民，失去财产、耕地、家庭与社会保护。他们涌入城市，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在城市迅速形成庞大的贫困人口群体，并导致犯罪等社会问题不断增加。传统的民间与教会慈善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客观上要求国家力量介入。[7]同时英国统治者惧怕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与不安。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当时他们不认为这些苦难是社会转型的不公的产物，而认为是个体（特别是懒惰）造成了这些原因。因此他们首先采取的立法措施明文区别有劳动能力和没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并对认定为有劳动能力的乞讨者进行惩罚。（参见1351年的《劳工法》与1388年《劳工法修订案》的内容）[8]

在中世纪欧洲，扶助流浪的贫民本来是教会的工作，在1536年英王亨利八世为避免教会和政权分庭抗礼下令没收修道院的财产。教会社会救助的资源被抽空，也就要求世俗政权出面建立起有效的扶贫机制。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在欧洲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对教会社会功能的替代。

1563年，英国通过第一部为了扶贫而征税的立法。到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期间，***将零散的法律条文整理形成了《济贫法》（Poor Law）。《济贫法》确立了几条扶贫原则，对于英国社会福利事业和机构的发展产生长远影响。使公共资源提供社会服务合法化了。[9]

《济贫法》未能有效解决贫民流动问题，于是1662年英国通过《安置法》（Law of Settlement），强调属地原则，不允许人口向出生地以外流动。但当时英国工业开始发展，对工人需求量也加大，《安置法》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于是1772年，英国国会通过法令，***为穷人建立工厂，接受援助的穷人必须在工厂里生活和劳动，从而减少社会上的流民。这种工厂就是“济贫院”，采取实物扶贫的方式。济贫院的建立标志着英国历史上官办扶贫机构的出现。

18世纪英国人口快速增加，城市化速度也加快，城市贫民增多。此时经济上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反对***干预、要求把***干预限制在最小范围。上层的主流舆论倾向不向穷人提供公共援助，每个人都要自由地劳动，否则选择济贫院中的痛苦则是必要的代价。[10]

到19世纪英国社会出现了食利阶级和劳动阶级、富人和穷人的尖锐对立。穷人奋起反抗，社会冲突尖锐。英国***任命的委员会在经过调查后提交的报告仍使用类似“次等资格”的原则。

而边沁对以上的观念提出了反驳。边沁否定了斯密关于不需要***援助的理论。他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应该追求的目标。[11]***应该通过提供安全、荣誉、资源和援助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

1795年，英国部分地区开始推行“斯宾汉姆兰德制”，这是一种在斯宾汉姆兰德地区发起的最低工资制度。根据食品价格，实行普遍的工资补贴。以及要求雇主雇佣失业者，叫做劳工税。[12]斯宾汉姆兰德制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制度。它沿用了教区救济，阻碍劳动力自由移动，并挫伤了劳动积极性。但它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是历史的进步，缓和了英国的贫困危机，保护了工业革命的继续进行。强调了公民接受社会救济的权利，包含了日后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

“斯宾汉姆兰德制”失败后，英国中央***在社会服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英国逐渐放弃了《济贫法》之初的属地原则，只保留***作用和社会责任。***的社会行政程序和措施也得到加强。

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口比上世纪翻了一番，扶贫指出比1760年增加了5倍，为了解决巨额费用的问题，1834年任命了济贫委员会对社会救济改革提出方案。最终决定将现款扶助改为食物援助。当时自由放任主义重新成为社会主流信念。

但接踵而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信念。同时，随着英国民主制度的扩大，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活动频繁，呼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各个阶层的力量开始通过民主普选制影响社会政策。人民对于改革的要求通过选举的形式充分表达了出来，***开始把社会服务当成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英国的主流思想改变了，人们相信，英国有足够的财富提供给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解决他们的不时之需。1907年《教育法》、1908年《养老金法》、1909年《劳工交换法》以及1911年《全国保险法（健康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社会保障形成。

（二）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是一种以社会保险为主要特点的模式。“它将将也保险的很多做法运用于社会保障领域，强调参保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突出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实行代际收入再分配，进行参与式基金管理。”[13]这与英国模式有着不少制度上的区别，而这些区别有一些深刻的历史原因。

德国社会保险立法在19世纪80年代陆续通过，并付诸实施，这被英国最早的《济贫法》晚280年。这近300年时间里，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德国的工业化比英国晚了一百多年。同时，它们之间更重要的历史差别在于***和政治体制的差异：英国在通过《济贫法》时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德国在270年才统一了国家，建立了中央***。此前，德国的社会和政治一直处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胶着、政治和行政割据的状态。虽然工业化对与社会的挑战是类似的，但是不同形式的***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采取的应对措施与社会政策就出现不同特色了。

当英国的“济贫”观念传到德国时，德国还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没有中央***去吸收与接纳这些观念。而路德新教为了和天主教教会抗衡，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积极地传播扶贫观念。路德的方案是以教区为单位发挥济贫作用。在大城市则通过划区来进行济贫。

统一前的德国也与英国一样，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和穷人接受援助的“次等资格”。与英国不同的则是，德国政治当时处于一种分治的状态，在不同的领地上实行着不同的扶贫救济政策。同时，德国是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主张的传播抵消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占统治地位的可能。

德国社会保险制度产生的关键因素是德国政体的变化。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有关社会责任者的问题成德国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他们争论和妥协的结果就是德国社会保险模式的建立。

在普鲁士的治国方略中，从来就有家长制国家的传统。德国正在为统一事业做军事准备，很多工人都在接受军事训练，如果这些工人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对于国家安全将是危险的。1848年革命爆发后，普鲁士当局很快就意识到，社会的不满情绪可以随时引发革命。

而社会不同力量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有推动和促进作用。德国自由贸易主义的代表就认为，“雇主和工人的利益不应该是对立的，因为提高工人的待遇和安全感有利于他们的生产效率，是符合雇主利益的。”[14]而德国社会党人则认为要达到目的，需要争取实现普及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只要当德国的立法机构成为普选的结果，社会党人才有可能进入国会，影响国家，让国家去履行它应尽的义务。

19世纪60年代，德国大工业迅速发展，手工业在社会中的比例急剧下降，这也就使传统中手工业行会内的社会保障失去效用。俾斯麦的挚友瓦根那了解到首相进行社会改革的急切心情，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内容包括建立最低日工资制度，行业合作组织等。他看到俾斯麦想通过与无产阶级的和解来制约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心思，所以提出了这样一套立足于君主政治、把德国的封建传统和新兴的社会主义主张融为一体的政策建议。这套建议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加强君主政治，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政治观念，俾斯麦才大量地采用了德国社会党人的激进社会主张。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提出一长串的社会要求，例如免费医疗服务，各种养老、工伤保险立法，以及工人参与社会保险的行政管理。

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行为主体出现在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这个行为主体就是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具有强大行政权威的德国中央***。187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在德国的钢铁与煤炭行业引起大量失业，使1977年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进入国会。在社会民主党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工人接受社会保障的权利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认识。关于社会保险立法的辩论最终以工人和雇主共同承担财政责任的方案而结束。形势朝着俾斯麦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俾斯麦***不仅成功地扮演了利益冲突调节人的角色，而且控制了德国的社会局面。

俾斯麦清醒地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动员工人群众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多数工人支持社会主义不是为了信仰，而是因为他们不满意社会现状。俾斯麦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保险把工人的利益和国家对于社会安定的需要捆绑在一起，使工人认同国家主义。因为如果加入国家破产，工人也就会失去他们的养老金。大多数工人群众不愿意丧失哪怕是少量的养老金，所以也就没有动力组织起来反对国家政权。俾斯麦的另一个收获是在建立全国性社会保险的基础上加强了他的行政官僚体制，迅速将军事官僚转变为社会官僚，从而基本上稳定了欧洲社会，控制了社会组织。

所以在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过程中，最大的赢家还是国家机器。君主制的国家成了最高的道德行为者和社会责任人，德国君主也就获得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力量。[15]

（三）英国模式与德国模式的差异与影响

建立社会保险模式的俾斯麦***与发布《济贫法》的英国所要解决的是不同时代的不同问题。它们虽然都确立了国家的社会责任，但是英国的国家责任建立在对教会责任的替代上，而德国的国家责任建立在对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利益冲突的调和平衡上。具体地说，就是德国***和英国***介入社会的方式不同。德国的疾病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中，雇员、雇主和国家根据各种保险的性质和风险确定各方面责任的分担比例。既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投资，“次等资格”就不适用了。因此在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权利和义务”是主导概念，德国社会保险建立在如下原则上：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中，各个社会成员之间都有相互的权利和义务。

与权利和义务观念相适应，德国社会保险模式不强调“最低生活线”和惩罚性措施。相反，德国社会保险模式强调权利的对等性。它的基础是社会成员共同分担社会风险，而不是国家行政来救济贫民。所以，比起实行补缺模式的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来，社会保险具有更高的社会稳定性，其作用历经百年而不衰，虽几经改革，但是原理沿用至今。[16]

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也对英国产生深远影响。其后英国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也借鉴了德国社会保险的模式和经验。

在社会实践上，在欧洲的国家社会功能领域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与方法：一种传承英国的《济贫法》传统，以有选择地补救和辅助贫困者和贫困家庭作为***社会功能的基本出发点，进而扩大到把国家的社会保护网覆盖所有工业社会可能遭遇社会风险的人群。另一种则是因袭德国的《社会保险法》传统，以制度性的阶级调和作为***干预的基本措施，在阶级之上另外建立一套机制，使社会各有关成员都为工业社会的风险承担责任。

这两种不同模式的根源就是英国和德国在民族主权国家发展过程中一百多年的时间差。统一的民族国家政权对工业化早期的社会现实做出干预的决定就产生了《济贫法》；统一的民族国家政权对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矛盾做出进行社会干预的决策，就产生了《社会保险法》。[17]

两种模式在相互借鉴与补充的道路上遵循着自己的轨道发展，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

（四）两种模式的理论与思想浅析

传统模式理论认定两种模式理论，一种是补救模式，一种是机制模式。补救模式把***置于直接责任人的地位，而在机制模式中，***的角色是阶级利益的调整者。补救模式以英国《济贫法》为基础发展而成，机制模式以德国《社会保险法》为主要代表。

补救模式的社会政策产生于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初期。工业化进程不断地产生社会剩余劳动力，并促使他们开始向传统居住地以外的地区流动。为了防止他们沦为乞丐，刚刚形成民族国家的英国对大量出现的社会问题采取“弥补市场缺失”的措施。

补救模式最突出的特征是需求，而不是以贡献来确定福利享受者的资格，所以它是建筑在再分配原则上的。对贫困、老龄、残疾等范畴的定义决定了谁有资格领取社会支付，向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照顾。这把社会福利看成社会发展的“剩余”现象。[18]

机制模式将社会福利的支付制度化，使之成为整个经济运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需求不被认为是个体化的，而被看作是群体的。认为贫困不是个人的懒惰造成的，二是大工业的发展造成的。在大规模的风险面前，人们要用“预支”的方式为自己保险。领取社会支付的资格不再是个人或家庭的特殊需求，而是以个人和雇主的缴费为前提。事先的缴费使人们获得事后的领取社会保险金的“权利”。

机制模式汇合了各种利益：一方面缴费原则符合自由资本主义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符合官僚制国家的利益，它使国家行政功能得以扩展；对与劳动者它也具有保护作用。它的支付方式向贫困劳动者倾斜，所以还包含有明显的再分配因素。[19]

下面继续简单分析一下在不同的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背后不同的政制理论、社会价值的因素：

社会民主主义在政治上主张通过议会民主、阶级调和与阶级合作，达到社会主义目标。在经济上倡导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实施强有力的干预，强调国家应该尽可能承担起全面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为全体民众建立充分的社会福利。[20]

自由主义强调对个人利益和市场利益的重视与维护，批评福利国家并不能真正解决经济发展和福利问题，倡导福利国家的紧缩，在福利国家的改革中有重要作用。

合作主义突出了对于各种利益的机制的协调，不同利益代表成为社会调控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与合作中去具体地选择与实践社会政策。将***职能从治理向公共服务转变，建立合作包容的新社会关系，在政治思维上超越左翼的国家干预主义与右翼的自由放任主义。

不同的思想都在福利国家的形成、发展以及改革中扮演不同的重要角色。综合考虑了不同模式与思想后，可以以一个基本的多层的福利框架结构来展现社会现实的福利构成。这个框架很清晰地体现出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两种社会福利模式的差异和联系。当代西欧的福利国家都不是简单地实行社会救济或社会保险，而是逐步建立完善起来了广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框架。如下图[21]：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376709576/#next_photo

四结语

在本篇论文中，主要是对福利国家的诞生，特别是其中两种典型模式的来源做了探讨。以此继续了我期中报告中希望弄清楚的不同福利资本主义体系的渊源的问题。通过对历史脉络的梳理，对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的比较，可以比较明显地发现，福利国家的出现确实是对工业化、市场化的回应的产物，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回应就产生了不同的形式。应该说，福利国家模式的形成是有一些历史偶然性的，这些偶然性又与更远的历史更远与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是分不开的。这里面甚至带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的色彩，不同福利国家模式对现在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一方面西欧福利国家普遍面临着老龄化加重、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改革福利体系触及相当多的利益群体，又会引发相当多的社会冲突与问题。

同时，通过对历史的制度与思想背景的回顾，也可以逐步深入认识，福利国家是如何从一种逻辑上的合理性走向历史的真实的。福利国家的出现背后有不同的动力，这些动力机制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出现、发展与改革。比如在英国和德国，都可以明显看到民族国家的崛起的要求使民族国家不得不承担起社会服务的职责。英国面对的是工业化早期的救济贫困流民的问题，而德国在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更多地要面对协调社会利益冲突以维护君主制***与国家安全的问题。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利益博弈使福利国家呈现了不同的形态，产生不同的影响。

福利国家诞生的主题使本篇论文重点考察了历史早期的情况与福利国家的演化，而对二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的建设并未涉及。但其实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建设也有很多意义与代表性，并体现了不同福利模式与思想的相互影响与交叉。

最后，我认为对福利国家诞生的考察对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也使人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特殊国情下的走向与趋势有了可供分析的方法与角度。中国的社保体系建设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缺乏普选的民主制使大众的需要有效影响***政策，一方面面临着由于缺乏有力的工会和工人组织，以及法律和政策不完善导致的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在收入、工伤、医疗和养老上得不到保障，对社会安定威胁很大，社会舆论对此也多有揭露，***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这就要求***不得不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把***合法性建立在高经济增长率上有极大不稳定性。社会不公、社会冲突造成的合法性不断流失的当前***，必定会采取与当年俾斯麦***相同的手段，即通过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把工人以及群众的利益和国家安定捆绑在一起，以防止社会冲突扩大化威胁当前国家政权的稳定。从这几方面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能否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回应因市场化带来的劳工权益受损、社会不公、社会冲突，以及如何使群众的利益真正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将对中国的未来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阅读与分析历史令人更深刻地理解现在，对现在更多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选择影响着我们每个人以及国家的未来。

参考书目：

周宏. (2006).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艾斯平-安德森. (2003).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法律出版社.

范斌. (2007). 福利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诺曼·巴里. (2005). 福利. 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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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斯平-安德森. (2003).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法律出版社.P6

[2] 艾斯平-安德森. (2003).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法律出版社.P6

[3] 周宏. (2006).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10

[4] 周宏. (2006).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10

[5] 周宏. (2006).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