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苏力的悖论》

读苏力的书是从《送法下乡》开始，之后是《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再之后便是这本代表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最后一本书也是最早出版并且也引起了最大的争议。

可以看到，费孝通对苏力影响真的很大。导致苏力把学术目光投放到基层，而且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因而，决大部分文章的切入点都是农村实例。

然而，今天我们再翻开这些论点似乎就显得过时了，是真的过时了。实际上《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都只是在论述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在前者的第一遍文章：中国在移植（变法）西方法律的时候需要考虑民间法（就是农村里的习惯法），因为这些民间法或习惯才是中国千年的惯性精髓。并且，在立法的同时，不仅不能摒弃民间法，相反应该让西方法来迁就中国民间法。这样才能让中国的法律不仅得之皮囊，还能自建灵魂。

不知道这样的归纳对不对苏力的原意。但如果这些观点大致对上本书的话。可以看见这样的作法实际上只对农村地区有意义。毕竟，中国思维习俗的惯性最根深蒂固的还在农村，农村的实践才反应中国传统文化或文明。这就是苏力一直在强调波斯纳的“实践理性”。

苏力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可是让他想不到的便是中国的发展实在太快了。15年后的今天，中国也不是那个农村大国了，尽管我国的三农问题依然严峻。城市化的步伐让苏力先生的观点显得没有实际意义。

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并且利用本土资源呢。苏力认为这样才能让法律真正落实并且减少法律适用的成本（大有历史法学的味道）。然而，如果要把中国的传统纳入到立法上来，那无疑是众口难调，因为各地有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中国虽然统一，但由于覆土广博而导致各地习惯有不同。如果立法要照顾到这些民间传统，无疑增加了立法成本。况且，今天世界已非椭圆，而是平的！吸引外资是昨天的调调，国际化是今天的战略，故而立法要向世界（实际是美国）看齐，这才是主流。假设，要让制定法与民间法之间得到妥协，结果将会是全国的法律得不到预期的统一，并且，产生效果的只是农村，这显然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相反，所以本土资源一说不仅没有能够利用价值，反而增大了立法的成本。

因而我觉得苏力的本土资源一说仍然存在令人质疑的地方。再者，苏力仅就“法律不下乡”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并大概指出要重视“本土资源”的方向，其中再也没有建设性的方案和细节提供，无疑这是让人失望的，也是让他今天受到其他人（包括我）的怀疑的理由之一。

不过，怀疑归怀疑，苏力还真的是一个大家。看他的书，永远都会让你受到启发，永远会让你的目光变得独到和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