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传《李贽：无法逃避的孤独命运？》

李贽：无法逃避的孤独命运？

不甘平庸的人，有志求索的人，矢志奋斗的人，到处都是故乡，到处都没有故乡 。 ——题记（据《李贽传》）

一、

李贽一生追求独立，他说自己从六七岁丧母起便能自立，从不求庇于人。确实，他从小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尤恶。” 他保存了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十二岁时作《老农老圃论》就能提出不同凡响的见解。在《读书乐》一诗的引言中，他自豪地宣称：

“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所忻艳以为贤者，予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予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

他始终瞧不起依附性的生活，努力成为一个顶天立地，有独立品格和思想的人。他很钦佩孔子，但同时认为“仲尼虽圣，效之则以为颦，学之则以为步”，他还说司马迁假如不是“是非颇谬于圣人”，就不足以成为司马迁了。纵观他的一生，儒学缚不住，心学缚不住，佛学更是缚不住（他是个极不安分的“和尚”，落了发还关心世事）。他要成为的是他自己，他寻找的，是不依附于以往任何人的“道”。

他的追求可以找到清晰的时代印证。李贽生活的晚明，一直有两股对抗的力量存在。一是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明史•儒林传序》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士人背弃孔孟，非毁程朱……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 。明士多傲诞之习，政治的黑暗使他们疏离于官方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繁荣刺激了人的欲望，个性心灵的觉醒使他们关注自身的需求。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我的“痴”或者“癖”都因为真、因为源于深情而显得独立和可贵。“人们追求独特个性的兴趣远远大于追求有规范性的完美人格。” 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试图走出传统的依附性人格，泰州学派的学者们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非名教所能羁络”，以讲学等活动开辟独立的思想世界，追求属于自己的“道”。何心隐曾说：

“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则大道有正宗，善人有归宿，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这里分明有了“为真理而真理”的学术独立倾向。但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学术的独立，都与当时另一股力量——强大的官方思想格格不入。传统中国根本容不下顶天立地的人格，皇帝需要的，就是“妾妇之道”，就是依附性的人——倘若人人都追求独立，政权和皇帝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朝廷已经警觉地感到了士风的变化，意识到这种风气可能对政权造成的威胁。统治者开始采取行动，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打击。早在本朝初年，一个叫朱季友的读书人上书明成祖，“斥濂、洛、关、闽之说”，结果被指为“惑世诬民”，遭到严厉的惩罚。而日渐流行的、独立于官方之外的讲学之风更被视为眼中钉，神宗曾于万历七年下诏禁止。上文提到的何心隐，是朝廷眼里极“危险”的人物，为了追求心目中的“道”，他本人放弃仕途却始终与政治有关联。他聚众讲学，批评时政，在自己族中搞改革；还带头抗税，甚至设计欲除奸相严嵩。这样的人自然于世难容，他的最终被害也算是“以儆效尤”。

明知存在种种危险，李贽仍在何心隐之后继续进行独立人格的建构。他的自我意识同样突出，除张扬自己大胆、倔强外，还称“心上无邪，身上无非，形上无垢”，说自己有“三不”——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势。在《自赞》里，他剖析自我：“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这是矛盾且不受欢迎的性格，但如上文提到的，因为真、更因为其中燃烧的强烈的独立意识而显得格外珍贵。这是用世俗的标准很难评价的。

李贽同样不愿听命于官方思想，甚至干脆以“异端”自居。为了追求独立，为了寻找心目中的“道”，他主动选择了一条漂泊四海的人生道路。

这是他反复思考后的决定，有他从小到大的经历做铺垫。

小时候，他“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正统的儒学思想满足不了他；任辉县教谕时，被邵尧夫不远千里问道于李之才的故事打动，激发了他求真道的心；之后认识王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新思想叩开了他的心扉，更坚定了他求道的信念。尽管以后他要比王学人物走得更远，心学始终是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万历十三年（1585年）是李贽人生的转折点。这年他向耿定向告别，做出了漂泊的选择。他本想与定向弟定理求道论学，了此一生的，不料定理早逝。失去了挚友的李贽不能忍受耿定向猛烈的学术攻击，写了一系列信件阐述观点后毅然决定离去。“仆今将告别矣……仆则行游于四方，效古人之求友。”

他的漂泊不是被贬谪的结果，而是为追求独立主动做出的选择。他很佩服孔子的“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如今他也踏上了同样的路。传统意义上的故乡留不住他——他的妻女思乡心切，他只好把她们送了回去。而对他来说，哪儿有真道，哪儿有挚友，哪儿就是他的家。他要寻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家园。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流寓客子”。

二、

李贽的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中，多以随感的形式出现，比较驳杂，许多研究者都有自己的概括。我的看法是：李贽的一大贡献在于建立了一种健康自然的人格理论，我称为“健全人格”理论，这是他思想中最新颖的部分。

在他看来，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真——他用“童心”来表述，有了童心便可成为真人，反之则无不为假。童心很容易因为“闻见道理”的侵入而失去，但也可以通过努力而保存。出乎童心的东西就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格体制而非文者。”（《童心说》）

真实的人就必定有私心和欲望，对此，他甚至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 从趋利避害等本能上讲，圣人与凡人没什么区别，追求财与势，是人的正常需要，因为“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为自身谋福利的心态推动了人类的活动，“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那些“无私”之说都是“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有些人耻谈私欲却事事为己，当时的道学家中很有一些高谈阔论、心口不一的伪君子，李贽十分厌恶，骂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

他把个人放在很高的地位，提倡“士贵为己，务自适”，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的个性选择生活方式，“第各人各自有过活物件，随他一件，皆可度日。”一个健康的社会以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捍卫每个个体的幸福与独立为核心，因此，重要的是让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愿”，所谓“贫贱者与之以禄，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懦者夹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虚位，但取具瞻；高才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

李贽承认并尊重人的合理需要，这就对轻视欲望、讲义不讲利的儒家思想有了突破，但他的理论没有到此为止。他觉得一个人在满足正常欲望的基础上还应该有进一步的追求，即求道。而求道的最高境界就是摆脱对任何理论的依附，建立独一无二的思想世界，所谓“狂者不蹈故袭，不践往迹，见识高矣，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谁能当之”。

这是一种极具现代性的理论，“非庄、非老、不儒、不禅”（钱谦益语），倒与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定义的健全人格十分相似，尤其与马斯洛“人的需要五层次”、“自我实现的人”等学说合拍。它产生于晚明，有很深刻的历史原因。这一理论是当时个性解放思想的深化，直接体现了中国人开始萌动的、向真正意义上健全人格发展的倾向。晚明社会是复杂的，其内部深刻的变革呼唤相应新型人格的产生。传统的儒家思想缺失个人，它塑造的人归根到底仍是依附性的，不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道、佛两家强调解脱，把欲望视为洪水猛兽，缺乏生命的激情与活力——它们都无法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何为真正意义上健全的人？李贽穿越传统的儒道释，建立了自己的理解。

他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又在当时步履维坚。就明人的反应来看，普通人对李贽缺乏了解，只惊叹其“狂怪”的一面；道学家不懂“独立人格”为何物，看到他“排击孔子”就说他“别立褒贬，非圣无法”，甚至借他不寻常的生活方式（如离家不归、落发又留须等）骂他是妖；而真正被他触动的读书人又实与他有很大差距，这正是悲剧的深刻性所在。晚明士人思想活跃，个性舒展，李贽的学说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他们更关心其肯定欲望对自身需要的满足，对其人格理论的高层境界很少注目。邹颖泉的一则材料值得注意：

“李卓吾倡为异说，破除名行，楚人从之者甚重，风习为之一变。刘元卿问于先生曰：“何近日从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谁不欲为圣贤，顾无奈圣贤碍手耳。今渠谓酒色财气一切不碍菩萨路，有此便宜事，谁不为之。”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历来轻视欲望，于是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自私与享乐，所谓“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糜为高。” 正常的人性被压抑得太久，晚明士人在动荡而宽松的环境中难得喘一口气、放松一下，有多少人还跟得上李贽继续追求思想独立的脚步呢？

何况这在中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李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一生坎坷（几次险遭杀生之祸），心灵又常处在孤独中。对此，与他最亲近的朋友是懂得的，他们尊敬他又很难达到他的境界。真诚的仰慕者如小修都说“虽好之，不学之也”。

只有李贽自己称得上实践的楷模。但也有缺憾，许多人只能满足他人格理论中的低层要求，而他本人恰好相反。他一生追求思想、人格的独立最后为之献出生命却没有多少物质上的享受，他的清砺苦节、他手不释卷的勤奋实在为人所难及。他谈了许多满足财、势等欲望的话自己却无暇顾及（这也是许多具有启蒙色彩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特点），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独立思想的建构中。书是他最好的朋友，“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世界何窄，方寸何宽！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读书乐》）

他是一个太真挚、太纯粹的人，心灵像一面洁白的帆，永远意气风发地准备向前方航行。在思想的征途上，他走得太快。

三、

孤独感伴随了李贽整整一生，这似乎是他无法逃避的命运。

他很清楚自己相对于道学家们的异端性质，所以给代表作起名为《焚书》：

“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

这悲愤的心语实为《焚书》定下了总体的基调。《焚书》全作中，有李贽与耿定向论战的许多信件，他说耿定向“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在虚伪至极。但这些信中没有揭穿他人真面目的得意和痛快——李贽的态度是低调的、克制的，信中流露更多的是沉痛、是不得知己的悲哀。

李贽把最深的感情都写在给朋友的信件中，他曾向好友焦竑倾诉：

“弟则以为生在中国不得中国半个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行，死为胡地之白骨也。”

在另一首给梅国祯的偈子里，他写道：“本无家可归，原无路可走。”为一个朋友送行时感叹：“我乃无归处，君胡为远游？”

类似的句子在《焚书》的其它诗文里也随处可见：

“少小离乡井，欲归无与同。”（《客吟》）

“伯牙去已久，何处觅知音！”（《雨后访段严庵禅室兼怀焦弱侯》）

“悠悠天壤间，念我终孤立！”（《哭承庵》）

无家可归、不得知己的孤独感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

但李贽的生命中也有快乐的日子，他“以友为性命”，知心的朋友、真挚的友谊曾给他多少慰藉——

初识耿定理，经过那番“自是”与“自信”的小小交锋，两人已是心照不宣，彼此倾慕，李贽更是思念定理不置。三年后李贽从知府任上告归，到黄安与定理共同求知学道，那是何等的幸福！后来他回忆：

“因思向日亲近善知识时，全不觉知身在何方，相看度日，真不知老之将至。”

李贽曾说佛教表面上不贪其实有大贪，他本人则是表面上无情（如坚决不归故乡等），实则有深情。他的胸怀太宽广，所以要寻找一个更开阔的世界；他的感情太真挚，所以不肯轻施予人。但走进他内心世界的朋友都会发现，他是一个极重情的人，有时候整个心灵都被友谊浸透了。“故交来昨日，千里动春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李贽在西山极乐寺听说袁中郎也将来京，喜不自胜，写下“世道年来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时逢重九花应醉，人至论心病始苏”的句子，美得沁人心脾。丘长孺生日，他作诗：“百岁人间易，逢君世上难”，倾吐了多年至交的深情。他称一贫如洗却全不挂意、只知读书的好友焦竑是“天上人”，对在困境中救助过自己的周友山、刘东星感激不尽。他还赞问道于他的梅澹然是“出世丈夫”，与她通信，切磋佛理。

主动选择漂泊的李贽对人世的唯一牵挂就是友谊。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朋友。晚年他写下《遗言》，开头说：

“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 他向朋友交代了后事。入狱后，他自知难与回乡探母的汪鼎甫再见，写下《系中忆汪鼎甫南还》，回想相依九载的情分，并安慰汪说“生死交情尔可定，游魂变化我须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占据他心灵的仍是友谊，他真的把生死都托付给朋友了……

朋友除了给李贽情感上的慰藉外，对他思想的形成也有很大帮助。他之所以能建立一种健康、自然的人格理论，实与朋友们的关怀分不开。友谊抚慰了他的灵魂，使他心中常有温暖在、希望在。所以他虽痛苦却不消沉，他揭露黑暗也憧憬光明，写下《童心说》的他始终保持了一颗孩童般的心……

但友谊的潮水也有退去的时候。每当那一刻，孤独的生命本原就凸现出来。他说自己“尘世无根若卷蓬”，称文章为“穷途哭”。《藏书》出版后，李贽写信给焦竑，感叹“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道出了一生的痛处。他到底没有找到心目中“知我又胜我”的朋友。尽管如此，他仍旧“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坚持著述。他的希望寄托在了后人身上：

“百世之下，倘有见是书而出涕者，坚其志无忧群魔，强其骨无惧患害，始终不惑，圣域立跻。如肇法法师所谓“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吾夫子所谓“有杀身以成仁”者，则所著之书犹能感通于百世之下，未可知也。”（《老人行叙》）

这，是他对抗孤独命运的最后期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