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卡佛式的诚实正是我们的天敌》

事实上，卡佛的诚实不足为奇，又有哪位小说大师没有做到这一点呢？

卡佛的同时代作家塞林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惹人喜爱。才华和敏锐，伤感和冷酷，还有粗俗中的贵族气质，无不散发光芒。《麦田守望者》、《九故事》和《布兰妮和祖伊》（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将之所有的译作名字都说出来），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小资读物是再合适不过了。就我看来，同样深受小资吹捧的村上春树和杜拉斯则略显做作和装B，缺乏我所说的卡佛式（或塞林格式）的“诚实”。诚实说到底除了是贴合作家自身的方法和内容，就是剔除矫情成分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卡佛显然是独立和自由的，和他所推崇的契诃夫一样独立和自由。在打工生涯中，艰辛的生活让他受制于上司和老板，但在写作上他不受制于任何人，而仅受制于生活境遇，继而描摹这一切——他说写短篇是因为繁忙的工作不能给予足够的时间，这同样无比诚实。

吊诡之处在于，时隔多年，卡佛在中国译介图书中再次被隆重推出，并经匠心设计，摆在我们面前的书籍极其“时尚”，而卡佛本人却是个蓝领作家，它的作品从内容和情境上很难满足中国小资的虚妄情欲，若有感同身受的共鸣，那将是个奇迹。毋庸讳言，在中国，译介出版西方文学作品的目的从来不曾考虑中国自己的蓝领，那些在黑砖窑和血汗工厂的民工们，或者那些在广州白天穿一套西装出来打拼晚上回城中村睡觉的白领们，这些人没有阅读卡佛的必要，他们需要阅读的是晚报和励志类图书。这是中国的真实。

我并不看好蓝领且笨拙的卡佛在中国的“前途”。他对圆滑世故的中国作家而言，是阅读内容之一而无法作用于文学实践；对小资来说，与生俱来的隔膜最终只能使卡佛沦为书架上的装饰物，再次成为表达精神虚荣的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