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实话实说：催眠书一本》

“另一个级别是普通、音乐的外部历史，作为无法深究的多层次和无限复杂的力量场影响和驾驭着内在音乐史，选择、强调和展开其发展潜力，使之到达现实。1600年之前为通奏低音主调【风格】产生有丰富、内在的音乐供应，不仅在本来带有伴奏的歌唱原则以及从古代希腊流传下来，作为由一件乐器支持的单人歌唱的独唱曲概念中，而且在十六世纪里具体例如出现在琉特琴歌曲和为一个歌唱声部带琉特琴或键盘乐器的多声部声乐曲改编实践中。”

这是我随手翻到一页中的一段该书原文，我很困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三年研究生学习之后，仍然如三年前一样看不懂这本书中讲什么。三年前，得知湖南文艺出版社花大气力出版一套“20世纪西方音乐学名著译丛”，完全不经犹豫便购进所有。正如文艺社所介绍的那样，这套译丛中都是西方音乐学界泰斗级的大师之著作。埃格布雷特，以实证主义研究著称于德语系音乐学界的音乐史学家，《西方音乐》一书即是他最有分量的作品。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者，译者的地位与重要性我的确是近些年才真正认识到和体会到的。以往，我很“认真”地认同或严肃地引用书上的文字，现在看来，稍有理智的大学生都会知道这“很傻很天真”。且不论书上观点的正确严谨与否，对于翻译书而言，我曾在论文中引用某段论点，让导师不得不向我求证该段文字到底在表达什么，尽管我硬着头皮解释引用与我自己论文论据的相关性，但说实在的，我真不是太懂那段“引文”到底在讲什么。比如我在本文开头引出的《西方音乐》这本书的一段。

《西方音乐》一书的中译者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硕导、教授刘经树。我在网上搜索了一番，除了几篇发表论文，没有太多刘先生的介绍。德语翻译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音乐学术界一直是居于小众地位的，目前能见到的大多音乐学术译文都是从英译本翻译过来。我对德语一无所知，没有任何能力评价该书的译者的语言能力，但我曾从一学者那得知，刘先生也是半路出家学习德语，也就是并未经历过系统的翻译技术学习。如果果真如此，那就不难解释这本书为何如此艰涩。三年前，我第一次翻开这本学术著作，就从来没连续的看完过三页，因为我常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真的！我承认自己缺少学术专研精神，但是面对着厚达七百多页的有如直接用金山快译翻译出来的大论文，它真的只是一本催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