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譯註《从经典文本体验中国人文理想》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也是一部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生活方式和生活模式的著作。它和《圣经》分别是对东、西方人们生活有原创性和指导性的文献。

在《论语》中，并没有记载孔子的身平大事，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人的日常谈话中，往往能更直接地透露出一个人真实的想法。在传统文化中，孔子是先师圣人，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是万千读书人的楷模。在激烈反传统的现代人的眼里，孔子是腐朽的传统文化的代言人，是导致中国文化出现问题的渊薮。《论语》中的孔子则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有普通人的一切情感。他心目中的衣钵传人颜回早逝，孔子直呼“天丧予，天丧予！”子见南子，（此处语焉不详，估计是传出了绯闻）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孔子于是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一个老师在学生面前发誓，孔子当时的窘迫和尴尬犹在眼前，同时又看见了这个人的诚恳。他对待人十分真诚，就算是自己的学生，孔子也是坦诚相待，经常和他们讨论“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是真情的孔子，他忠实于自己的平凡，诚实，重“立名”，人们都讳言成名，而孔子并不回避。他等待成名，但是却不有意去求名。孔子对待朋友很真诚，他把朋友放在第一位，但是不和不交不如自己的交往，认为如果降格交往，会自取其辱。孺悲名声不好，他来见孔子，孔子称病不见，但是又在屋里弹琴，让孺悲知道。

孔子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甚至有时显得有些迂腐，但是其真诚地维护自己信仰的决心，却是让人感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样的话，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掷地有声的。 孔子为了坚持原则，有的行为看起来很不识时务，“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虽然他明白鲁国不可能这样做，但是作为人臣，他竭力尽自己的义务，虽然于事无补，但是其认真精神，确实难能可贵的。孔子对自己坚持原则，但是对于别人，他并不苛求。他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来做事。在对待鬼神问题上，孔子的态度很现实，他“不语怪、力、乱、神”，同时又“祭神如神在”。《圣经·新约》中要求有人打了你的左脸，你要连右脸也给他。这对一般人来说，确实有一点为难，而真正能作到这一点又能有几个呢？而孔子则没有这样要求别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对于别人所提的“以德报怨”，他觉得对一般人来说有些过分，就不那样的要求。

在生活上， 孔子并不拒绝物质享受，“食不厌精，烩不厌细”。但是，他不让物质享受影响自己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他和几个学生谈心时，他更心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艺术的生活同样在孔子的心中同样占有地位。虽然他一心想建立功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他也希望过平淡的生活。

孔子没有耶稣那样的神奇事迹，他不会替无数人治病，也不能使无数人有吃不完的食物。但是他在用一种精神感染着中国人。不知道是农业民族特有的现实态度塑造了孔子的精神，还是孔子赋予了中国人一种现实的生活态度。

孔子是圣人，但也是凡人，在时间无情的威逼下，他面对河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自己的政治理想却不能实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说自己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因为周公是孔子理想的政治人物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制度。“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人生中的不如意一样引起他的慨叹。到了晚年，人世的新陈代谢使孔子感受到了压力，“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有颜回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他感受到没有弟子能继承自己的事业。此时，人生的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他也曾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孔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并不因此丧失对生活和理想的信念，他从自然中得到了启发和共鸣，“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的这种精神在后世一直得到发扬，在艰难困苦中显示了生命的高贵。他有一种乐观精神在支撑自己行动，对世俗“安之若素”，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他不承认命，但是也不否定命运，他更相信“君子不忧不惧”，尊重个体生命。他的乐是内在的，并不一定表现在外表上。他坚持向上的精神，面对人生短暂的压迫，他选择不断向上进取，他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因而能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在他的行为中，体现了生命的韧性。表面上木讷含蓄，不露锋芒，内心刚健，不屈不挠，“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丧，与其易也，宁戚也。” 孔子想做大事，自觉承担对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责任。相信自己有能力力挽狂澜，心中有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以先代圣人自许自欺，临死前仍然想着要天下宗我。但是却一点也不矫情，反而让人们为他的精神感动。正是孔子的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支持了后世许多知识分子，使得他们默默地为国家民族努力，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民族的脊梁。

佛、道选择的是出世，退让，是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打击，人格萎缩的表现。庄子对现实的认识无疑更悲观，也更深刻，而孔子的认识有时显得有些幼稚，但是其积极入世的态度却是值得肯定的。

《圣经》中的圣贤往往都是受神启发的先知，而孔子则是一个凡人，他的圣贤精神更具有世俗意味。中国人的现世精神和理想精神同时体现在了孔子身上，所以他就成了圣人。由这些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执着于现实，勇于承担责任和苦难，但是又不玩味自己的痛苦。“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他积极地努力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他还是不屑与和阳货为伍，不愿意为了做事而丢失原则。

在政治上，孔子的最高理想是仁，但是对于一些没有达到仁的程度的政治人物，孔子也称赞他们在政治上的功业。在当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情况下，孔子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虽然有些迂腐，却体现了自己的立场。儒，原来是管理组织宗教祭祀仪式的，保存了礼仪知识。孔子本人也从事过这一职业，孔子维护周礼，维护以祭祀祖宗为核心的习惯法，以血缘家长制为核心，以祭祀祖宗来强调其重要性。

“仁”讲求的是内在的自觉。首先，仁有自己的血缘基础，人为了维护“礼”的内在精神。强调血缘纽带是一切核心。血缘感情有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中国的人群以农业为生，主要的种植经验是从父辈哪儿获得的，对父辈和祖先的敬重是必然的。而且，在古代的条件下，农民如果勤劳耕种，要生活下去是可以的，但是想要获取足够的财富来养老却有困难，从而需要下一代的赡养，这样培养人们对长辈和祖先的尊敬。孔子的仁，有时是一种心理原则，使伦理规范和心理欲求融为一体，具有一种实验性。把外在规范引导到心理之中。强调人的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舍弃了人轻视现实的悲观主义。

孔子的仁，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色彩。“仁”突出了原始民主性和人道主义。由亲人推及到别人，有泛爱论的色彩。但是，这种爱又是有差别的，由亲亲到仁民，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在国内建立一种既有等级秩序又有博爱精神的社会。

仁，比较突出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在中国的社会里，由于过早的进入了理性社会，因而没有绝对理念，没有外在权威。人和神、人和自然被割断了，人是自由的，但也是孤独的。孔子把复兴周礼的任务交给每一个人。要完成这个使命，就要把宗教意识的献身精神归为一种个体自觉。在这里，人本身就是上帝。仁是士人的价值范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对仁的追求不会因为外在困惑而放弃。

但是孔子的理论也存在很多缺陷，他的思想也有其不现实的一面，他想用思想来移动历史。他的很多行为准则是针对士人阶层的，无法对全社会形成如果这样去做，只会获得悲剧性体验。对个体超越的要求太过分，不给以宗教上的支持，只靠个人的道德来支撑，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很难完成的。由于缺乏外在的约束，人们缺乏敬畏感，只靠自觉来把握是难以完成。他的理论有时候显得象一个没有支点的杠杆。

通过《论语》中孔子的言行和追求，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圣贤们，他们的思考始终是围绕解决现实问题而进行的。他们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一心想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可能是中国的圣贤不同于西方思想家的一个特点，体现了中国知识阶层重视知行一致的特点。但是由于自己的理想主义，他们很难有实际的作为。但是，他们仍然执着追求，并不寻求不现实东西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