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摄影《以笔对焦》

尽管拍照和开枪在英文里都是Shoot，但当我看到桑塔格把相机比喻为枪支，仍不免有些惊讶。在桑塔格看来，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使用相机取代枪支来满足自己侵略和掠夺的欲望，而被对准的那方也许不情愿，也许不知情，更不知道自己其实是被当作了享乐的对象。

桑塔格是一位享誉全球的公共知识分子，四年前辞世。她在三十多年前发表的《论摄影》至今牢固占据着摄影圣经的地位。可全书通篇并没有多少摄影术语，没有传授摄影技能。桑塔格出人意料地把摄影当作现代文化现象作出了抽丝剥茧般的论述。在书中，我再次读到了桑塔格那颗“美国公众的良心”，她对摄影既喜爱又痛恨，既褒奖又贬斥。

全书分六篇，外加一篇《引语选粹》。完全读懂这六篇绝非易事，仅凭阅读热情和兴趣肯定会导致浅尝辄止。前四篇《在柏拉图的洞穴里》、《透过照片看美国，昏天暗地》、《忧伤的物件》和《视域的英雄主义》，我乐于闲时随意翻阅。因为在她那清醒得令人毛骨悚然的笔下，依旧流淌出她的彷徨和困惑。这样的感情具有自然和朴素的普遍意义，读来易懂。在发人深省之余，也更亲切。第五篇《摄影信条》则显得深奥莫测，需再三潜心阅读才会更有心得。最后一篇《影像世界》由于提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媒体对安东尼奥尼的记录片《中国》铺天盖地的批判，阅读再次变得有趣起来。我不仅得以再度审视了当时泛政治化的荒唐现象，也重温了中国社会对摄影的认识过程。

桑塔格在书中提及的人名，几乎不计其数，囊括了现代一些知名的作家、记者和摄影师等，这给阅读增加了不少难度。在《透过照片看美国，昏天暗地》里，桑塔格浓墨论述了戴安娜·阿布斯的摄影作品。戴安娜的本职是时装摄影师。这个职业被桑塔格归纳为给难以消除的出生、阶级和身体外表的不平等戴上面具的谎言制造者。但戴安娜离经叛道，“她习惯于说***的《时尚》、***的时装、***的俏丽玩意儿”。她的照片早在她1971年自杀时，就已在关注摄影的人士中出了名。在戴安娜的眼中，她看到的街上的每一个人基本是都是缺陷。所以，在她的照片里，没有外貌乖巧讨好的人物，没有富有人情味儿的市井生活，他们大多数面貌丑陋，穿着奇装异服，置身于荒凉阴沉的环境，摆开姿势，凝望镜头，但却坦坦荡荡，信心十足。戴安娜的作品冷酷，甚至恐怖，无异于折磨。桑塔格讽刺地说，只要是一种折磨，就会被老于世故的都市人当成流行艺术而趋之若骛。

桑塔格毫不留情地指出，戴安娜聚焦于受害者和不幸者，却拒绝施与同情，实际上是在挑衅公众，却被滥情地当成是一项道德成就。桑塔格并不赞同摄影作品里强烈得令人不安的摄影师的意识。她中肯地评价戴安娜不是一位深入自己内心去挖掘自身痛苦的诗人，而是一位冒险出门去收集痛苦影象的摄影师。桑塔格把相机比喻成某种护照，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抹掉道德边界和社会禁忌，使摄影师免除对被拍摄者的任何责任。

桑塔格调侃摄影师大多是超级旅行家，而对于旅行者来说，拍照又仿佛成为一种义务。她甚至挖苦日圆升值后的日本游客，说他们仿佛刚刚从岛屿监狱里释放出来，带着两部相机，挂在屁股的两边。摄影师偏好深入异国，拍摄原居民。桑塔格指出其要害在于谁也没有介入他们的生活，充其量是访问。

在《忧伤的物件》里，桑塔格提到了一位被她称为业余摄影师的人，他叫弗罗曼。弗罗曼为人谨慎严肃，是19世纪末纷至沓来想抓拍印地安人的大批游客的先驱。桑塔格那入木三分的描述读起来分外似曾相识。她写道：这些游客侵犯印地安人的隐私，拍摄神圣的物件和受尊崇的舞蹈和场所，必要时甚至付钱给印地安人，让他们摆姿势，让他们修改他们的仪式，以提供更适合拍照的素材。而弗罗曼之所以得到桑塔格的推崇，因为他那些体现平等主义的照片与官方照片正相反，无表情，不屈尊，不滥情，不是试图为印地安人做宣传。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拍摄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而弗罗曼知道，他还知道他正在记录的那个世界是无法拯救的。

读罢阖卷，我才发觉，桑塔格的这本摄影专著里，从头至尾没有出现过一张照片。这倒是印证了书中引述的美国著名摄影家刘易斯·海因的那句话：如果我能够用文字讲故事，我就不必拖着一部相机。

（本书的译者黄灿然来自香港，诗人，翻译家。但《论摄影》的翻译算不上出色，冗长繁琐的句子读起来时常令人费解，生硬得就好象是用了翻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