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者《小镇中国》

30年前那个在外国人士眼中一贫如洗、废墟般的国家迅速崛起，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至今仍是一个神秘事件。西方国家一向认为，中国人是一袋装在麻袋里的土豆，他们被装起来的时候是一袋，但倒出来却是互不相干的一堆。

而当***决定向世界开放中国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将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整个西方对中国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但仅仅30年，中国几乎在突然之间崛起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尽管这个国家还有种种的缺陷，但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却令世人震惊。在全球大国俱乐部里，虽然还有着意识形态、人权等种种岐视，但最优秀的西方政客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挤进了一个位置。

观察者们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国会取得这样的成就？这个大国的财富来源究竟来自于哪里？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世界级的悬念。在繁荣的城市里，任何一个观察者都找不到完整的答案。在城市里，人们只能看到一幢幢高楼大厦莫名其妙地盖起来，而那些庞大的国有企业却一个个地凋弊或被出售。

每一个人眼里，都有一个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我们可以说出一连串的“不”：不是因为国企，不是因为城市，不是因为外资，也不是因为得到了上天格外的照顾。

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创造了一段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解放不是城市而是农村，在那些稻田消失的地方，新覆盖的密密麻麻的工厂，隐藏着中国的竞争力之源。

在这30年里，有很多中国原来的农村，成为世界的焦点。最早是安徽小岗村，因为18位农民夜晚的一张分田承包秘密协议，成为了中国奇迹的发源地；接着是深圳，这个渔村作为政策的宠儿，吸引了无数的创业者，进而实现了它的崛起；再接下来是大邱庄，因为有一个著名的领导人和及早放弃了意识形态之争，这个天津的小村子，也实现了令人羡慕的富裕；然后是华西村，吴仁宝带着他的村民在江苏平原上建成了众所周知的“天下第一村”；还有温州，这个南荒之地的无数乡村，因为农民们日以继夜地制造轻工产品，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前哨”。

30年里，有多少中国农民的梦想得到了实现？这些30年前不得意的人，因为贫穷，反而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早也是最有力的尝试者和实践者。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对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唯一渴望，推动着他们无比辛勤地工作。而这些本来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了一省、一地的官员，并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或观念。如此发生的良性循环，让本来一无所有的中国乡村，成为了民间工业的摇篮。

（二）

相比那些广为人知的农村地区，店口多少显得有些默默无闻。但当读者耐着性子看完这个浙江小镇传奇历史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品位，这个极度低调的地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一直埋头于积聚自己的竞争力，而一任历史的聚光灯打在另外的“明星”农村。店口之所以值得书写，也正是因为那些至今未被外界充分发现的秘密，是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

站在中国改革30年的节点上回望历史，我们也许会感慨万千。在一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中国商业史里，已经有太多“明星”离开了舞台的中心，他们中的一些人或一些地方，其成功不乏时代的风云际会，而那些历史的因缘巧合、误打误撞带来的喜悦，终究被一个前进的时代冲刷了。

当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安徽小岗，今天流传“一朝跨过温饱线，廿年没进富裕门”民谣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一种凄凉；当大邱庄因他的能人禹作敏的狂放入狱而导致没落，不少人对奇迹的陨落抱以了悲鸣。

离去的已经离去，一些留下的还在煎熬。当2008年的产业危机风暴刮过中国，像候鸟一样的广东2万多家外资企业开始了迁徙，而当温州游资引起整个中国惊恐，温州模式是否走向了时代性的落幕，这个问题也被媒体广泛地讨论。

也许我们会对现在已经向着金融资本之地、梦中的城市迈进的店口之幸运表示感叹，这些同样毫无商业经验的农民，尽管走得跌跌撞撞，也有失意的时候，却在那些时代性的转折关口，一路避开了苏南的集体经济、广东的外商房屋经济、温州的游商经济，从而在合适的时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仅仅把店口的成功归结为幸运显然有失偏颇，正是因为店口这个地方的品质，让他们磨练出了自己的竞争力。在全书里，我们看到，从1970年陈茂炯带来那条铜的信息开始，店口农民一直在铜世界里进行他们的制造和贸易。在铜的扩展过程中，因为乡村早期的伦理道德，让技术在店口一地无私地传播，从而让他们区别于斤斤计较的城市居民；因为本性质朴或老实，当别的商人忙着捞浮财的时候，店口农民则辛勤地深耕于自己的领域，并在核心技术上伸展开了自己的翅膀；因为奉行有一说一的人生格言，这些农民又在无意之中获得了整个中国稀缺的商业诚信资源。

类似的原因还可以一一例举很多。而一言以概之，尽管这群店口农民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地方文化传统对他们的思维影响，是一个发达的铜工商业体系能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得以粘合而成的重要基因。这些文化的因素，也是今天的店口所需要精心呵护的。

店口的这个民间经济体，能较早地起步、并不断地跃上新的台阶，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个本地***功不可没。当他地还在为部门利益纠葛不清、向农民征收高额赋税的时候，当别人还在以“地方***公司主义”而与民争利的时候，店口所在的几级***却主动让权力退出了市场，把真正的自主权还给了他的人民，以民为本的主政方式像接力棒一样，在一届又一届***身上得到传递，从而使各种资源从外围一直到核心领域，一一配置给了正确的人和正确的企业。

店口方式，应该是正确的中国道路里的其中一条。这个历史悠久、有着自己文化底蕴的国家，一定会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也会是脱胎于这个东方大国自身的文化积淀和政治哲学，而非简单模仿西方历史经验。

（三）

在进行了30多年市场化的疾行后，整个店口从形态上来看就像是一个大公司，几乎绝大多数的本地人都是这个公司的成员。从一个本地不产一两铜的极其贫困的小镇，一跃而成为铜的王朝。店口正在建立的，是一个从矿山到铜制品下游的全链条的产业经济体。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商业王朝，也是新兴的浙江模式的代表。

这个极度分散的、高度社会化的产业带，所依据的是中国乡土特有的道德规范，而这群店口农民几乎是无意识地按社会协同分工方向达到了产业精细化和专业化的终极。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店口的内部又存在激烈的竞争。因为竞争，店口各种各样的家族、家庭又在无数个铜方向上进行探索，而铜作为整个中国工业体系的上游，又是一个自由发挥的极为广阔的空间，从而不断拓宽整个铜产业面的边界。

怎样来评价这个铜的王朝？这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它源源不断地吸入原料，吐出产品。在自身的体系内，创造出财富、和谐和文明。而体系内部的竞争和与相应的合作，使各个成员又及时地吸收外界先进的观念和思想，让这个体系保持强烈的自我更新的功能。

在店口这个小社会里，活跃于这个铜王朝里的既有那些70多岁的乡村老头，也有一代一代前赴后继的年轻创业家，在这些人的身上，你可以见到一个高度活跃的经济体几乎是在日夜沸腾。

而像冯海良、姚新义、陈利祥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在七八十年代踏足铜领域的时候，其目的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简单追求一样——盖一栋漂亮的小洋楼、买一点现代化的家庭设备，但在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商业淬炼后，他们那些专心致志的企业经营行为，已经远远地背离了自己的初衷。企业家的财富属于社会而不是个人，而这也是中国30年改革带给中国人的从启蒙到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

在店口，有本地的农民创业者在赚到了他们一生所需要的钱财之后，离开了舞台的中心。他们是无可指责的，毕竟人生之本来，是为追求幸福。而把振兴民族产业视为己任，并一而贯之地进行投入、技术改造的冯海良们，无疑是值得尊敬的，这只能说明他们是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天才如姚新义所说，做企业不是一种纯粹的金钱关系，而是一种具有永恒意义的男女感情，当然还包括责任。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现在整个社会的态度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成功者无限崇尚，但另一方面，你如果成为了名人或富豪，你也必须有相应的付出，必须慈善，必须对公益事业作出贡献，甚至必须和蔼可亲地对待每一个人，否则就有为富不仁之嫌。而在这样的环境里，店口这个地方能够从无到有集聚起一大批企业家，并还有大量的后来者向这个方向迈进，这是格外值得关注的。

这样的一个店口对于世界，无疑将是一个震撼。它的震撼，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它现时的财富，而在于它沸腾的民间经济基础和一大批敢于在全球舞台上竞争的企业家。

作为一个表征，这个铜王朝的代表人物冯海良，已经进入了WICC董事会董事的行列，当这个世界级行业组织向一个来自中国乡村的企业家打开了大门的时候，在全球铜产业地图上，不仅出现了一个跨国商人，更标出了这个商人背后带有中国符号的一整个产业集群。

作为作者，我希望你在即将合上这本书的时候，对店口的产业奇迹惊叹之余，也将它看作是一群农民的创富机制来思考。2007年，在浙江省百强镇排名中，综合实力位居4强的店口，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名列第一。虽然在统计报表上的那个22608元的收入数据与本地实际富裕程度严重不相匹配，但它说明的一点是，在浙江这个藏富于民的省份里，店口的这群人是手头最有钱的农民。

对于一个希望和平崛起但又贫富差距极大的大国来说，店口农民无疑是所有中国平民的财富榜样。因为各地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中国的崛起就象一辆正在通过隧道的列车，东部的车头已经看到了光明，但西部才刚刚驶入轨道。

记录店口的30多年，就是记录这个国家火车头的历史，它是这样驶过。而它所留下的那些轨迹，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进化不无启发意义。在一辆轰轰驶去的中国列车上，只有出现更多的店口，出现更多的店口公司，出现更多的店口农民，一个繁荣而富强的东方大国，才会在全球舞台上真正的——

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