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19世纪的首都《向本雅明博士学习如何写论文？》

本雅明博士，您的研究题目“巴黎，19世纪的首都”，似过于空洞浮泛，研究主题不够明确，建议修改为“19世纪巴黎的空间与想象：以拱廊为例”，是否更为清楚？另，您的研究计划包括五个部分：“傅立叶与拱廊”、“达盖尔与全景画”、“格兰维尔与世界博览会”、“路易•菲利普与居室”、“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五个部分相互平行，缺少逻辑递进关系，而且，“路易•菲利普”与“居室”的关系较为牵强。最为致命的是，整个计划缺乏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证，也没有可资利用的理论框架。有鉴于以上问题，学术委员会建议你重新修改。

这是我臆想出来的“学术委员会意见”。平心而论，本雅明这个天马行空的计划在今日中国的学院体制中是难以获得通过的，恐怕也只有1935年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敢于做这个风投吧。

说起来，学术体制的小笼子实在容不下本雅明这样的跨学科大象，所以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让他在学术体制面前屡屡碰壁。如果没有父亲的威逼，估计他的博士论文还会一拖再拖。1919年他以《德国浪漫主义的文艺批评》获得伯尔尼大学博士学位时，已经27岁。由于德国经济状况恶化，通货膨胀严重，本雅明的商人父亲渐渐无力支付他和他的小家庭的费用，可是本雅明依然喜欢享受美食，喜欢收藏书籍和古董。大概是迫于压力，他在博士毕业后先后向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基尔本大学申请教职，均告失败。1923年，他转投法兰克福大学，在舒尔茨教授指导下研究德国悲剧，写出了一生中最中规中矩的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本指望以此获得讲师资格，没想到评委们的评价是“一片泥淖，不知所云”，他的大学教师梦想就此破灭。1934年，在贵人帮助下，本雅明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正式成员。1935年他向社会研究所提交了研究计划《巴黎，19世纪的首都》，这个计划获得批准拿到了研究资金。1939年，应社会研究所负责人霍克海默要求，本雅明将1935年的提纲加以改写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美国人的资助。作为这个项目的“结项成果”，本雅明拿出了《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可是社会研究所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本雅明被迫做了全面修改，改成较为规矩的学术论文《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1939年这篇论文终于获得社会研究所的认可，发表于当年的《社会研究杂志》第8卷。实际上，本雅明宏大的“拱廊计划”一直继续到1940年他自杀身亡，留下的手稿在1982年出版，有900页之多。

一生名利艰难，除了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本雅明生前只出版过两部著作：《单向街》和《德国悲剧的起源》，在当时的影响也十分微弱。直到1955年本雅明生前好友阿多诺夫妇出版了两卷本的德文《本雅明选集》，加上阿伦特和桑塔格两员女将的拥趸，本雅明这才重新被学术界“发现”。逝世近20年，本雅明终于跻身于学术的名人殿，说起来也是很讽刺的事情吧。

这本《巴黎，19世纪的首都》，只收了“拱廊计划”的完成品，包括1935、1939年两个研究计划，以及关于波德莱尔的两篇文章，最后还附有一个波德莱尔论丹蒂的小文。按着本书顺序看下来，当能看到一个个观点是如何萌芽、生长，哪些叙述得以保留，那些枝蔓加以修剪，他对波德莱尔的认识又是如何步步深入。这就是读此书而不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好处了。本来我以为本雅明是“天才”，看了此书方才懂得他自己说过的：“天才即勤奋”。

可惜，我们终究还是不敢向本雅明学习如何写论文。目前的学术制度是逼迫学者们把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引文、脚注、索引、参考书目、研究综述、著名的出版社、有名望学者撰写的序言、博士头衔、名声赫赫的导师——学术研究的制度化、细致化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其目标是力图实现一种新的经院氛围、一种新的知识垄断。每一篇论文都要面临对评论的评论、对阐释的阐释、对前人的批评的再批评、为他人的意见做意见……这一套术语化的东西，除了同行之外，很难理解其中之妙。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可以永生在本雅明的叙述里，要是你也敢在论文中整出诗意来，恐怕是自毁学术前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