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

考完试，看了五六天的小说，一本是刘震云《我叫刘跃进》，一本就是阎真这本游弋在清浊之间的《沧浪之水》。不，按照当下时尚的说法应该叫“纠结”，主人公池大为10几年职场生涯的心理和行为上的纠结不已。

确切地说，《沧浪之水》不是一部官场小说，它关注的是男性知识分子在当代生活中的困境与突围。作者不愧写困境的高手，阅读当中，时时被主人公苦闷、抑郁、诘问闹得头疼不已，是啊，读到很多地方我都想停下来，知性的被摧残和不由自主遭同化，很残酷。每每把书本撂在桌子上，望着时间的某个空隙发呆。谁没有从年轻气盛、壮心不死、据理力争的夹缝里趔趄着走过？社会和生活教会人们太多的奸诈和看似无辜的居心叵测，权力运作下的种种捉弄常常叫人哑口无言，你可以穿过世俗冷眼的鄙视获得阿Q精神上的一时清高，但对正义信念的仰望和存在意义的探寻，最终在废墟的瓦砾中都将变得分崩离析。一切的价值和意义早已变得暧昧不清 。

“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作品中池大为丧失的精神立足点是“天下千秋”，终极破灭之后的终极，意义消失之后的意义，它们都在哪里？一切原有的精神立足之地都显得漂浮动荡。从池大为的不断妥协中，人能看到的更多的是个人的渺小和生活的无奈，因为他们生来就没有对抗虚无的有力武器，丧失精神根基的人比蒲公英还轻飘.没有义不容辞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彻底陷入一个价值虚无的无底空洞个体追求成为永远的精神流浪者社会的异化显得理所当然而又怵目惊心。

但悲剧不会因为它的虚无就不会延续下去。曾经历经种种变猪人狗人的非正常人格的扭曲弯折之后，亲手杀死过去自己的池大为终于坐上了万人之上的那个位置，本以为可以大展厅政公开还政于民消灭小金库重建崇高重建神圣的壮举，但举目四顾：民在哪里？那些能够检阅和支持人格魅力非行政权威领导的民众在哪里？所谓群众支持，而“群众是谁？他们说话算个话？名都不敢签，你依靠他们？等你想依靠的时候，才发现那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董柳的牢骚说到骨子里去了，人毕竟是人啊，天下哪有拿板子打自己的事，水至清则无鱼，这也是游戏规则。金钱和权益捆绑在一起的利欲夹持下，谁还愿意去做把信送给加西亚的那个信使？官本位的逻辑，灰色地带的潜规则，池大为就是到了万人仰止的那个位子，他依然撼动不得整个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权益就是利益，就是生存空间。以前灰头土脸时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是被预设了的痛心但却无奈，今天红光满面却发现自己扮演的角色还是被预设的，仍然十分无奈。一个人历经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辛万苦走到那个显赫的位置，本来是为了做点事，但事情却又由不得他去做。那里有一种势谁也无法阻挡，那又是一个局，无人可以超越。他们其中每个个体，都是这局域网上的一根丝，休想抽动拉断。

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如是说。池大为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无的孤独中，在清与浊难以取舍的矛盾纠缠里，在新年的第一天，回到三山坳，回到淳朴善良的乡亲中间，殷红的夕阳，立体的云以及隐在它后面一动不动的苍山，只有它们诉说着亘古不变的誓言。池大为立在沉寂与神秘的暮色里，心生怯意。他和那堆父亲的黄土对话，虔诚，忏悔地流着眼泪，把《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轻轻地放在泥土上，“十年来，我只看过两次，我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打开它去审视自己的灵魂。”他掏出打火机。颤抖着手，烧掉了他曾经景仰的先贤们的一纸灵魂，就此宣告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成就了悲剧中的悬浮一族。不管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孟子的“舍身取义，信善性善”，屈原的“忠而见逐，情何以堪”，司马迁的“成一家言，重于泰山”，稽康的“内不愧心，外不负俗”，陶渊明的“富贵烟云，采菊亦乐”，还是李白的“笑傲王候，空怀壮气”，杜甫的“耿耿星河，天下千秋”，苏东坡的“君子之风，流泽万古”，文天祥的“虽死何惧，丹心汗青”，曹雪芹的“圣哉忍者，踏雪无痕”，谭嗣同的“肩承社稷，肝胆昆仑”，也只能是现代人的“心向往之”“高山仰止”却不得“景行行止”的劫后余叹了。

“父亲，我理解你，你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我已经感到生疏，现在又强烈地感到了它的存在。” “你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时间的公正，把信念和原则置于生命之上。你对世界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而没有现实的庸人气息。”“而我，你的儿子，却在大势所趋别无选择的口实之中，随波逐流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里有鲜花，有掌声，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于是我失去了信念，放弃了坚守，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我的心也有隐痛，用洒脱掩饰起来的隐痛，无法与人交流的隐痛。这是一个时代的苦闷。” 这是池大为最后在父亲坟前，作为一个儿子，最真实的忏悔。那一刻，他碰触到了迷失多年的自己，触摸到了那个俨然已经陌生的自我……

正如有读者这样描述：

沧浪之水，清兮浊兮？

清浊之变，岂能无常？

我心清兮？我心浊兮？

心之清浊，沧浪皆我。

此时，屈原的《渔父》似乎在山谷的清风中开始岿然不动地咏叹不绝：

……

渔父莞尔而笑，

鼓枻而去，

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好一个渔父“莞尔而笑， 鼓枻而去”，他也一定觉得清浊之界再无甚可以多加言说了吧，唯一个“濯”字足矣。

导读：

1新浪的在线阅读衔接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63456.html

2由作者授权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的电视剧《岁月》衔接如下：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898006.html

有时间的还是读书吧，电视剧已经篡改了书本的原汁原味。个人觉得这本书踏入社会之初，读它，正当其时，能少走一些弯路就少走一些吧；人至中年，各种欲望灰退平息之际，再读，就是学习语言人物情节结构的现实技法。作者围绕中心人物池大为而设置的几个男性角色----丁小槐、马厅长、宴之鹤以及女性角色许小曼、屈文琴、孟晓敏、董一针不光是情节发展的助动器，在形象的典型塑造上也有难忘的特征。

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会推荐给他读：）虽然他这几天已经嚷嚷着乱翻几页看了，但还是觉得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写得拧巴趣味多多。：）

此处有分割线------以下为小说阅读材料网上收集，我还算用功吧：）

一：http://www.ptlh.com/viewthread.php?tid=48011&extra=page%3D1

转型时期的精神逼宫与知识分子的良知拷问

－－与阎真对话

聂茂

（载《芙蓉》2007年2期）

聂茂

从1979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菊妹子》一直到1996年出版长篇处女作《曾在天涯》，此间17年，没有见你发表过什么作品，是没有写还是写了没有机会发表？如果是前者，是什么原因让你停下手中的笔呢？如果是后者，是什么原因让你写了作品得不到发表呢？尤其重要的是，当沉寂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后，你的创作冲动仍然十分强烈，不仅找到了写作的感觉，而且厚积薄发，以新锐的表达方式，一下子捧出了沉甸甸的长篇小说，可谓一鸣惊人。您能谈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曾在天涯》的创作背景吗？

阎真

我一辈子只发表过一个短篇，那就是1979年写的《菊妹子》。当时我在株洲拖拉机厂当铣工，一边做工，一边准备考大学。我准备考理科，已经准备了一年多。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在《湘江文艺》上看到了“建国三十周年湖南省青年文学竞赛”的征文启事，心里有一点触动，就写了三千多字的《菊妹子》去应征，评上了三等奖。这次获奖给了我一种信心，临时决定改报文科，当时离高考只有几个月，历史地理两门从没上过一节课，完全靠从头开始自学，第二年考上了北大。这次获奖对我来说具有人生选择的重大意义，让我走上了适合个性发展的人生轨道。我如果学理科，肯定只能是一个平庸的工程师。1984年北大毕业时，我的毕业论文是一个中篇小说，名为《佳佳啊，佳佳》，85年在《春风》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北大毕业后一直在高校教书，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1993年，我的创作冲动重新苏醒，开始写《曾在天涯》这个长篇。生命的内在冲动总是在指引着我的方向，这完全是一种感性的带有盲目性的力量，却指引着我作出正确的人生方向的选择。什么叫做命运？这就是命运。其间有十多年没有发表文学作品，但一直呆在文学之中。《曾在天涯》算是半纪实小说，写了1988年到1992年近四年时间我在加拿大的生存感受，那是我生命中精神上最苦闷的几年，像掉在一口深井之中。一个以中国文化为心灵生命的人，脱离了自己的文化母体，简直无法生存。生存不是吃好穿好就够了。最后我放弃绿卡回国了，当时很多人说我犯了大错误，今天看来，与当年转考文科一样，这也是我生命中最正确的选择。

聂茂

据说《曾在天涯》写了三年，《沧浪之水》写了五年。由于不熟悉电脑，您常常是在稿纸上写作。写完初稿后，修改一遍，再重新抄一遍投寄给出版社。电脑写作不仅可以解除繁重的抄写工作，而且便于修改和阅读，速度也会大大加快，您为什么不学习使用呢？不少作家写完一部作品后，常常为出版而烦恼，作品从一个出版社转到另一家出版社，有时要经历大半年甚至更长的“盲目旅行”仍然没有结果，您的作品、特别是《曾在天涯》的出版有没有类似的波折？该小说后来在香港获得出版，并改名《白雪红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阎真

我至今不会用电脑，用电脑找不到写作的感觉。我已发表的两个长篇都是先写了草稿，然后又一次边抄边改出来的，发表40万字，实际上写了80万字，现在想起来都心灵疲惫，感到后怕，总算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刚刚完成的这部长篇也没用电脑，不过是一次成稿，动笔到完成是三年时间，前面还考虑了两年多。心灵的那个累啊，像一场跑不到头的马拉松。总算过去了。当年《曾有天涯》投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几天之内就有了回音，可直到两年之后才出版。这部小说有一个精神命题，这就是个人与时空的关系。《曾有天涯》这个题目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这个命题过于形而上，没有引起广泛共鸣。也许我是一个有学术背景的作家，我写小说的第一步就要考虑精神命题问题。如果命题太肤浅，或者没有创意，我就要思考再思考，考虑得比较成熟了再动笔。毕竟小说不是写一个故事。故事报纸电视上天天有，但时间的穿透力不强。一个作家应该追求时间的穿透力。《白雪红尘》是为了适应海外市场而改名的，写的是加拿大发生的故事，那里很冷；写的又是人世纷扰，爱恨情仇。这样，“白雪”和“红尘”都有了落实。毕竟《曾有天涯》太玄了一点，我自己喜欢，但对开拓市场有不利。

聂茂

我记得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从内容表达到形式选择，都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横向移植。中国作家有着一种先在的心理结构，这种先在结构既表现在价值观念方面，又表现在审美情趣方面。特别是，中国的作家由于其实用理性精神，其内心情结促使他对中国的现实高度关注，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使这种情结性关注或者说价值敏感强烈地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先在结构的存在，他们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就必然有一个价值上的重塑过程和审美表达上的改写过程。价值重塑是为了与中国的现实有效对接，而审美改写则是为了使作品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心理定势。这种重塑和改写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在文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么，作为一位在全国颇有声望的作家，同时又是大学教授，你自己的创作有没有受到哪些西方作家的影响？另外，对于西方作家，你在接受上有没有一种所谓“本土化”或“价值重塑”的过程？你喜欢哪一些外国作家，他们对你有过什么影响吗？

阎真

我几年前曾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我读中国的小说更有感觉，比如《红楼梦》，人物几百，我基本上知道谁是谁，他们之间有什么的关系，《三国》、《水浒》也是一样。如果是西方小说，这么多人物一般人很难离弄清谁是谁，谁与谁是什么关系。小说如此，诗歌就更不用说了，读翻译诗基本上读不出感觉，体会不到它好在哪里，不如戴望舒和舒婷来得亲切，更不用说唐诗宋词。外国小说我读了很多，长篇有上百部吧，真正很有感觉的都不多，总觉得隔了一层。西方作家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并不那么强烈，所以也很难说受了谁最大的影响。我喜欢看的有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的二十四小时》等，这都是看了多遍的。更有名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反而没有那种看进去了的感觉。所谓看进去，就是被打动，以至震撼。正因为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因此也很难说“本土化”和“价值重塑”。

聂茂

您在小说中常以一种类似黑色幽默的笔调叙述苦涩的历史往事与辛酸的现实人生读者在您的小说中感受到现实的无奈和人物的自嘲，你用冷酷而精细的叙述，将生活的真实以触目惊心的戏谑方式进行呈示。诚如您曾经说过的那样，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予以嘲讽是容易的，但对复杂的历史情境作出透彻解析，却有相当难度。因为，较之传统的社会生活，当下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有了根本性改变，他们遭到严峻的挑战，动摇了固有的生存根基。如果不对新的历史处境作出说明，却只是展开道德上的批判，那不但是苍白的，而且是在逃避。总的来说，我赞同您的这种态度，但同时充满着一种忧郁。原因是，如果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担当”责任，甚至自甘堕落，既没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又没有陶潜式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骨气，却一味地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和锱铢必较进行辩护，这是值得警惕的。这种情状跟“文革”结束后，不少人把责任统统推给“四人帮”和当时严酷的处境，却忘了自己有意无意成了历史的“帮凶”相类似。基于这种认识，如果您在小说中既融入了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和敏锐的现实洞察力又于沉稳冷静的叙述背后蕴含着严肃的揭露与深刻的讽刺使这种从正直知识分子立场出发的理性追求成为一种自觉和执着，那么，您的小说是否会产生更大的震撼力量呢？

阎真

你这种感叹是从《沧浪之水》来的吧。小说主人公池大为是我理解和同情的人物，但我并不想把他树立成一个楷模。写《沧浪之水》我初始的动机是想写成一部批判性小说，后来放弃了这种立场。我觉得不能用屈原、陶渊明的精神标高去要求一个平凡的当代知识分子，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自己都达不到那种人格高度精神高度，我又怎么可能用那么高的标准去要求笔下的人物，以至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呢？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世俗化，我第一是非常理解，每个人都有着在市场背景下的自我生存，第二我也非常忧虑，如果连知识分子都只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为了这一亩三分地的收成放弃原则，投机取巧，把个人的小聪明发挥到极致，那还指望谁会像屈原一样，为坚守原则不惜付出生命？我把这种理解和忧虑都写进了小说。至于你说的“理性追求”、“自觉和执着”，有很多小说都写了，特别是那些“反腐小说”，我对那些小说并没有特别的崇拜。我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遍知识分子，而不是屈原式的人物，也不是当代英雄，正因如此，才更具有普遍意义。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第一是要面对真实，这是第一原则，第二才是理想。不能为了理想而改变真实，改变现实的普遍状态。至于理想，小说的结尾写池大为仰望星空，可算是一个向往理想的隐喻吧。

聂茂

我认为，《沧浪之水》的成功之处不仅体现在书中所描绘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具有时代的普遍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创作者的您没有游离社会之外，做一个边缘人或旁观者，而是置身于权力场域之内，做一个体验者、叙述者和见证者。它恰恰反映了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力量的强大，因为没有人能够生活在超越“市场魔咒”的真空中，作家本身已经成为“市民生活内在力量”的一部分。但这种力量的可怕在于，它像一个无底黑洞，既消蚀人性的光芒，又遮掩人性的丑陋。在茫然若失的转型过程和一次又一次的精神逼宫中，个体的情感变得麻木，内心变得自私，理想变得庸俗，受叙者被生活推得螺旋一样转动，失去了自己的定力和辨别力，结果便是，在社会的大染缸里，变得世故和精明，认同曾经憎恨过的集体意志和官场游戏，并自觉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小说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当了卫生厅厅长的池大为后，“哪怕是打个电话吧，也得把层次体现出来，这些形式我不得不讲。”这就是官场，是生活。池大为和“池厅长”是同一个人，却是不同的身份符号，有着不同的精神向度。当池大为感觉这样的面具人生是十分累人的时候，作为“池厅长”的“我”却游刃有余。池大为的人格分裂和思想转变就是这种“精神逼宫”的时代缩影。您认同我的这种解读吗？

阎真

对知识分子来说，市场经济是一个严峻的精神挑战，甚至是一种解构性的力量。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同时又是一种价值体系，一种世界观。市场的力量无处不在，这不是任何人凭着一种精神力量可以对抗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这种力量所具有的解构性，以利益冲动的合法性，解构着一切形而上的价值，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如天下情怀，即承担精神，又如人格标高，即君子之风。市场的出发点是利润最大化，而“君子”的出发点是“义”，即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两者水火不相融。在市场面前以一个纯粹的“君子”面目出现，就与生活产生了极大的距离，完全不能发生有效联系。一个不能与现实发生有效联系的人，他怎么生存，怎么处世？这就是你所说精神逼宫吧？一个人能够凭着纯粹的精神动力去抗拒市场的力量吗？更深一步说，这种抗拒有意义吗？所以，我的小说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即我们今天的人文理想，不能再以传统的精神资源作为主导，传统资源不再具有这种支撑的力量，池大为的精神历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不是一个坚守者吗？结果是坚守不下去。我的想法是，今天的人文理想一定要能够与市场经济相对接，不然将毫无操作性，毫无说服力，是纸上谈兵，再美好的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对余秋雨向传统寻求精神资源的思路是有保留的。这个问题，也是我的小说想表达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至于市场背景下的人文理想应该具有的形态，我无法回答，也没能力回答。我提出问题，却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实践。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但对中国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已经都非常严重，这就是你所说的“麻木、自私、庸俗、世故”等等，因此建构人文理想的历史要求也提上了当代的思想议程。

聂茂

您曾在一次采访中，讲述过《沧浪之水》的创作冲动，说是几年前一个失眠的夜晚，您随手拿起了一本《李白传》，想让这个一千多年前的灵魂陪伴自己度过寂寥长夜。当您读到最后一页时，天已经亮了。不知什么时候您已流下了泪，凉凉的一滴，停在腮边。您由此生出感叹：“为什么这样一位千古奇才，人生境界却如此惨痛？放大了看，几千年来，从屈原、陶渊明到苏东坡、曹雪芹，都无一例外地被厄运笼罩着——卑微孤寂困窘，流放排挤杀害。如果说，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内心的真诚与人格的坚挺是最重要的，那么，为什么这种真诚与坚挺，为他们带来的却是命运的凄凉？”因此，小说一开始，您就为自己的这番感叹作出了注释。比方，明明很讨厌丁小槐，可年终评优时，池大为还是提了他的名。池大为这种无所谓式的“老好人”作风，能做多久、能走多远？这种人既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又没有爱憎分明的情怀，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小说后面有一个情节更具代表性：龚正开在一次会上说，“清官意识实际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让老百姓沉浸在一种幻想当中，因此是绝对权力的道德护身符。”当小蔡用告密的方式把这个信息告诉当了厅长的池大为时，他立即利用权力，将敢于说真话的龚正开调到中医学会去。池大为的理由是：“既然他说了不要抱任何幻想的话，那就让事情应验了他自己的话吧。说心里话我并没有低看了他，但正因为如此，我得给他一个警示，也给别人一个警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作为池大为我愿意跟他交个朋友，作为池厅长我得让他摔一跤，不是我想要他难堪，而是我不得不让他难堪，我只能如此。我甚至希望他能理解我的难处，池厅长不是池大为，我是一个角色，只能如此。”就这样，池大为由一个“精神逼宫”的受虐者变成了“精神逼宫”的施虐者，而龚正开由于“内心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导致了“命动的凄凉”，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我对此感到不理解的是，您对池大为似乎理解多于批判，缺乏对知识分子良知的应有的拷问，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岂不有悖您的创作初衷吗？

阎真

我们回顾中国文化史，又有几个文化名人不是一生凄凉？因为社会不能容忍独立人格的存在，而没有独立人格，就不可能有高峰性的文化创造。所以说，命运凄凉是文化创造的必然代价。这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结构性现象，池大为由一个“受虐者”到一个“施虐者”，也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机制比道德更有力量，更能够规定一个事物的状态。这也是我的小说想表达的另一个思想命题。池大为到了那个份上，他不得不那样做，否则他自己就无法生存。你说的“莫大的讽刺”，其实不是针对他个人的。我对池大为没有进行太多的批判，因为我理解他非如此不可的理由，这是“角色”所规定的行为方式，与个人道德其实并无太多关系。我的初衷不是对事物进行道德化的思考，因此没有过多地“拷问”主人公。我的出发点是生活真实，而不是某种绝对理念。池大为有对自己的“拷问”，如小说最后一节，但这种“拷问”并不能改变他的行为方式，因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道德和人格的问题。任何人在某个位置上，如果别人要挑战，他的本能都只能是坚决反击，他其实别无选择。谁会主动去容忍一个挑战者呢？所以说这不是个人道德问题。

聂茂

据说《沧浪之水》这部小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是真实的，而且越是震撼人心的，越是真的。您对写作是充满敬畏的、严肃的。无论是坐出租车，还是在朋友家聊天、打牌，只要听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你回去后立即把它记录下来。《沧浪之水》光收集素材的笔记就写了几百页，您还专门去省卫生厅和相关部门去“深入生活”。即便开始写了，还不敢轻易下笔，如履薄冰，写得很慢。起初是用第三人称写的，写完五万多字后，感觉不行，认为没有第一人称写这样真实、感人，于是推倒重来。您这种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的创作态度令人感动。不过，我有一个惴惴不安的感觉，那就是，小说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更扎实、更厚重、更令人信服。比方，小说开始不久有这么一个细节：池大为在办公楼碰见马厅长，愣在那里，不知上去招呼好呢，还是不上去好。马厅长走上台阶，打招呼说：“是小池吧！”池大为一下子非常激动，没想到这么多年他还能一眼认出来。池大为说：“马厅长早。”明知道下面该说谢谢关心的话，可就是说不出口。马厅长说：“房子安排好了没有？”池大为一听，感到了一个很自然的表示感谢的机会，可嘴上却说：“分好了。”马厅长往楼上走，一边说：“我对你还有点印象，一看到你的名字，就从舒院长那里挖过来了。”池大为又感到了一次机会，自己应该对这种器重表示一种姿态，可话含在口里就是说不出来，只是机械地点头说：“谢谢马厅长。”自己都觉得这几个字太不够劲了，没有力量，等于没说，问个路也得说声谢谢呢……这样的描写非常真实和亲切。但转变身份后，池大为就变得不那么可爱甚至有点可疑起来。我不知道是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还是别的什么原故，反正觉得“池厅长”不如池大为真实可信。您认同我的这种感觉吗，为什么？

阎真

我写小说都有一个比较长的酝酿过程，至少两年吧。在长期的酝酿之中，才能逐渐明白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也是一个自我了解的过程。为写《沧浪之水》作的笔记是几百条，而不是几百页。我写作的确非常小心，为了一个开头可能要想很多天，甚至几个月，因为开头决定精神方向，也决定情绪基调。你提到的这个细节，也许有我自己的自我形象在里面，我也像池大为一样，比较拘谨，也可说是迂腐吧。你说转变身份后的池大为变了，不那么可爱甚至可疑。不那么可爱可以理解，因为他现在不是一个一个弱者，而是一个强势人物了，读者对强势人物很难产生同情心。何况他又不是一个英雄形象。至于“可疑”，是不是认为他不像前面那样“真实可信”？这种“可疑”是指这个形象太明朗呢，还是太阴暗？在“池厅长”身上，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这也是这个人物的多面性复杂性吧。我认为自己还是写出了这种复杂性。“池厅长”不贪污不腐败，做了一些好事，同时又合法地谋私利，对挑战者予以惩处。有的读者说我写“池厅长”太理想化了，这是普通读者的想法。也有人认为没有写出光明，这是主旋律的看法。我走的是中间路线，毕竟我写的不是反腐小说，我不想采用那种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善恶二分法表现人物，那是很幼稚的，也是很概念化的。现实是好与坏那么单纯的概念可能表述的吗？我逃脱了这种概念化，因此，“池厅长”的复杂基本上还是写出来了。

聂茂

看得出，您对小说的结尾感到十分满意，您甚至对某报记者说：“就凭这个结尾，我想也能得奖。”的确，小说的结尾才真正称得上对良知的拷问，而且这种拷问是这样深刻而充满锋芒：“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说真的，读到这段文字，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我为您的才情感到敬佩和妒嫉，另一方面，又为您过于挥霍才情感到惋惜。因为，小说中类似的提炼和升华还有很多，我并不看好这种表达方式。说到底，这种明显的带有作者哲学理念的抒写不仅收缩了文本应有的精神空间，而且给整部小说打上一个可疑的标记。正如法国小说大家加缪指出的：“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但是，“只要哲学漫出了人物和动作，只要哲学成了作品的一个标签，情节便丧失了真实性，小说的生命也就终结了。”换句话说，过分的理性色彩和哲学化，挤兑了读者的思维空间，作家成了教父，读者成了迷途的羔羊。您一定不同意我这样的观点，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好吗？

阎真

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艺术处理的技巧问题。我在大学教“小说艺术”这门课程很多年，非常明白艺术含蓄的重要性，小说过于理性，总是一种艺术的缺陷。对这个问题我也很矛盾。毕竟我的小说不是写给专门的批评家看的，主要读者还是普通知识分子，他们的艺术想象和敏悟能力都不如批评家那么高，把有些思考说到位，对他们来说也许是必要的。一般读者，很难要求他去再创造，留下的空间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空白了。在这种矛盾中，我还是选择了向普通读者倾斜，我对他们的理性概括力或者说艺术再创造力不是很有信心，含蓄会减少思想冲击力度。这样处理之后，在艺术上是有遗憾的。我曾对小说的责编说，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在重版时让我删掉几千字。责编说算了，就把这当作小说的一个特点吧。从艺术上来说，这样处理可能有过于饱和的弊病，但从读者认同来说，还是有比较好的效果。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很苦恼，苦恼之后还是决定照顾一般读者的阅读要求。

聂茂

您在小说中总是关注社会环境和命运遭际对于人的性格形成的影响，而且，特别强调生存本身的重要。这是否跟你人生的际遇有关？比方，您在加拿大留学时，给别人洗过碗，当过厨师，或者作过装饰工，这当然是生活所迫。您据此认为：当食不裹腹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抵不上一顿早餐。果真如此吗？您的作品力图写出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逼迫每一个人就范，使他们失去身份，变成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您不仅理解笔下的每一个人物，理解他们各自的生存理由，虽然这种理解是那样沉重。但是，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点：人的欲望分为需求(needs)和欲求(wants)两种。前者是为了保证生存和繁衍而产生的生理性要求，是有限度的；后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优越感而产生的心理需要，是无止境的。显然，文学创作是欲求而不是需求，它是一种“替代性满足”。您是否觉得丹尼尔•贝尔的观点与您创作上的精神走向形成背离？

阎真

是不是我的小说过多地强调了“需求”对人的决定性影响？池大为的转变也许是从“需求”开始的，但这种“需求”似乎同时又是“欲求”。想要住好一点的房子，想妻子有一份好一些的工作，想儿子上一个好一些的幼儿园，这到底是“需求”还是“欲求”呢？如果他连这些问题都无法解决，他的虚荣心优越感又从何谈起？我看不出“需求”和“欲求”之间的截然分野，在理论上似乎是两回事，生活实践中却是一回事。如果“需求”只是吃饱穿暖，有一张床，那生存不是太简单了吗？池大为还有什么必要改变命运？我描写生存对人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同时包括了“需求”和“欲求”。丹尼尔•贝尔的理论我不太了解，但他划分欲望的方式我还是有保留的，太绝对了。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了他划分的合理性，我也写了池大为的“欲求”是很强大的精神动力。比如他以清高来维护自尊，但现实的情况是，他“越想要自尊就越没有自尊”，他非得有了相当的职位才会有相应的自尊。一个机关的小人物，又从哪里去谈虚荣心和优越感？权力带来的东西，既是物质的（需求）又是精神的（欲求），所以小说中说，“权就是全”。池大为对物质和精神的东西都很向往，这是他改变人生的双重动力，他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主义者，他非常强调“欲求”，比如优越感。为了满足这些欲求，他必须放弃更高层次的“欲求”，比如精神的高洁。所以我的描写与丹尼尔•贝尔的表述没有矛盾。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代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并不是只有“需求”而无“欲求”，而是他们的这些“求”都是面向自我的，没有信仰，没有超越自我的形而上的目标。我写出了这种状态，应该说是真实的，虽然是一种令人痛心的真实。

聂茂

我从您的小说读出了彻骨的寒意和人生的绝望。您自己也认为，在探索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过程中，有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深深地感染您，以至于对自己写作的意义也感到怀疑，感到一种目的性被摧毁后的巨大空缺，意义和依据都落空了。因为您清醒地意识到，当今社会，世俗的诱惑太多，人性的善良和道德感已经不足以让人活得足够尊严。我大致认同您的看法。记得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曾经说过：人的特征是分很多层次的，浮在表面的如“时行的名称和领带”等，这些东西三四年就消失了；最难改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要改变这个层次的特征，有时得靠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迁移他乡，”总之，是要将老的“精神气质与肉体结构”全部毁灭。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对此进行过深刻的阐述，这也是他创作《爸爸爸》和《女女女》等小说的精神原点。那么，您是否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要改变目前的萎靡现状必须来一次“精神气质与肉体结构”的全部毁灭而后重生才有希望？

阎真

我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现状是比较悲观的，没有信仰，只要有机会，什么事情都敢做，道德的心理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而这种丧失已经成为了常规，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也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在没有内在原则的情况下，很多都成为了窥视机会的人，也就是我小说中所说的“操作者”。对于这种状态，整个社会已经默认，潜规则渗到每一个角落，谁不遵循，谁就被边缘化。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群体性的世俗化吧。这种状态已经形成格局，要改变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这不是只说别人，也包括我自己。这种状态已经成为了一种相当稳定的文化，不是几年就可以改变的时尚。谁抵抗得了呢？池大为能够抵抗吗？抵抗者不但要被边缘化，在一般人心目中也不见得形象高大，而被看成不识时务的迂腐的人，显示出抵抗的牺牲毫无意义，这就是我小说中描述的，“像沉入大海黑暗深处的一艘船”。我还没有看见这种状态得以改变的历史性契机。难道真的要如丹纳所说的“被异族征服”，“种族杂交”，“改变地理环境”，才能改变这种状态？也许，希望还在于市场本身。如果从市场内部生长出来的诚信原则能够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事情也可能会有转机。这个过程将是极其漫长。

聂茂

熟悉您的人都说，在书中您把人情世故写得深刻生动，洞若观火，可是生活中您又是一个单纯、不谙世故甚至是有点迂腐的人。有一回您跟我说，在小说中把人间的勾心斗角和繁华苍凉已经写尽了，生活中还是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写作于您而言，既是精神逼宫，更是良知拷问。您写得很累、很沉重，您原本是一个自由散漫、我行我素的人，可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个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了一句话，走错了一步路。您不希望成为小说中的某一个人，哪怕这个人就是“池厅长”，不是不能为，而是不屑为。不仅如此，您更希望在生活中将小说创作所带给您的心累和精神之累释放殆尽。正如屈原在《渔父》中发出的感叹那样：“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您把它作为这部小说的冠名来由，您真正做到了进退自如的洒脱吗？您借用这个典故的真正所指是什么？

阎真

很多了解我的人都觉得我的小说与我本人有相当远的距离，包括我的夫人。连她都说，如果不是看着我写出来的，不相信我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北京的编辑见了我本人之后，觉得非常意外。我的小说写了人的心机，我能够写出来，至少我还是理解生活中的心机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没有心机的简单的人。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不额外地去索求什么，我为什么要有心机？还不如简单的好。也许，更根本的原因，是人的天性，我是这样一个人，要违背自己的天性生活，那会很累，何苦呢？无欲则刚，这个话我不敢说，没达到那种境界。我只敢说，自己不会为了某种欲求太扭曲自己的自然本性。至于小说的冠名，是人生在“清”与“浊”之间的选择的一个隐喻吧。我的思维方式是中庸，我自己也在清浊之间徘徊。

沧浪之水清浊俱可 官场人生正邪难定

二：阎真访谈“知识分子之死”的忧虑和抗拒

（原刊于《中国青年》）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uid=4145&type=blog&itemid=422374

“知识分子死了”

记者：评论家雷达先生说，《沧浪之水》深刻地写出了权力和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您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反映“败坏”的始末？

阎真：祖上是书香门第，后来自己也当了大学教师，在精神上我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血脉相连，比较了解。

西方曾说，“知识分子死了”。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价值系统也受到挑战，君子的处世原则，譬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在今天已经销声匿迹。一个人在白天和黑夜，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平民也可以坚持的心灵高贵变成了有钱才高贵，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人开始与自己搏斗，开始枪毙自己的信仰和纯粹……知识分子的身份感普遍失落，传统的“道”寸步难行，权势金钱一路高歌。虚无主义在蔓延，随后便是灵魂的毁损。我想借知识分子池大为的升降沉浮，展示人性百态，官场的翻云覆雨，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之死”的忧虑和抗拒。

去解剖残酷的事实时，心里总是感到悲凉，我可以说，在《沧浪之水》里，90%是真的，而且越是震撼人心的，越是真的。

记者：那您觉得现代还能追求干净的成功吗？有读者曾感兴趣，如果您是池大为，您是选择一直在底层保持谦卑的“沉默”，还是随波逐流进而飞黄腾达？

阎真：一般我不作这样极端的选择。我不会去锤炼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的本事，靠着大树好乘凉，也不会一味寻求世外桃源，任由小人宰割。我会全力以赴地把自己的专业技能练好，再一步步往上走，即使是缓慢的，但也会坚持向上的趋势。

其实，池大为、马垂章起初也是清清白白的好人，为什么会发生灵魂的蜕变与扭曲呢？不仅有社会的原因，也与个人有关。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想走捷径赢得个满堂喝彩。但这并不保险。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人性的善良和道德感已经不足以让人活得足够尊严，这时候人更需要定力，更需要实力。定力就是你心灵的力量，足够与世俗化的诱惑——譬如车子房子票子——相抗衡；实力就是你能够安身立命的某项技能，能学到精通，成为不可或缺的单位人才，就会找到自己的出路，获得干净的成功。

我特别敬重曹雪芹，他安于寂寞清贫，呕心沥血创作了长篇《红楼梦》，不为换取铜钱或者名声，只是为了一个梦想和一种信仰，后来也成功了，流芳百世。

记者：您一直推崇这种传统的精神人格？

阎真：应该是吧。起初创作《沧浪之水》，就是源于这种对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景仰。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拿起《李白传》，竟然看到了天亮。合上书本时，泪水也掉了下来。千古奇才，晚景如此悲凉，又何止李白呢？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文化名人，从屈原到曹雪芹，风华无涯，却无一例外遭遇厄运。卑微、孤寂和贫穷，几乎成了他们的宿命。

几千年过去了，无限的时间像几页教科书一样被轻轻翻过，我们只能从传记里看到沉重，感知那些不朽的灵魂。那些为了纯粹心灵的理由而坚守的人，在苍凉的历史瞬间茕茕独立，带着永恒的悲怆与骄傲。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创造者啊!创造，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但正是这种真诚和坚挺，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凄凉……

要正视新的历史处境和自己内心可能发生的崩溃

记者：这种人生的矛盾您如何看待呢？是应该继续坚守下去还是改弦更张？

阎真：人有很多种。池大为从父亲那里继承并珍藏着一本《中国历代名人素描》，书里的人物，都是坚挺人物的代表，司马迁、嵇康、苏东坡都是坚持个性、不肯俯就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人，却被现实折磨，一生凄凉。小说就借池大为之父的遭遇，反映了这种坚挺人格的尴尬处境。相反，猪人沉溺于物质满足，狗人则***自己作为人的特性，听命于权势，随时准备跳起来咬人一口，丁小槐就是代表。偏偏，他们的生活看上去更“幸福”。

我刚写完一部理论专著《百年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探索对象的否定和怀疑的精神，研究过程中，那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也深深感染了我，以至于对自己写作的意义也感到怀疑。我感到一种目的性被摧毁后的巨大空缺，意义和依据都落空了。

世界变化了，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都在解构单纯的信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曾经在我心中无比高大。然而当他饥寒交迫时，只怕也会为一顿饭无着落而愁煞。陶渊明避世的“隐”，在于他已经有了充饥的粮食。现在，我也在质疑，也在忧虑——传统的知识分子专注于君子小人之辩，可市场经济只区分强者弱者，功利成为惟一的标准。无孔不入的市场规则，是纯粹的精神力量能抗拒的吗？是否应该重构能与现实发生联系的新的人文理想？

记者：您有答案了吗？

阎真：我无法提供标准答案，只有希望。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资源，关于责任、良知、人格等，已经受到历史性挑战。我们首先应该有勇气去正视，正视新的历史处境和自己内心可能发生的崩溃。鸵鸟式的姿态是无法面对现实世界的，那样只能导致理想与现实脱节，使自己成为一个苍白的理想主义者。

其次要建立能够面对现实的新标准。一味解构不是办法，把形而上的价值解构完了，人就只剩下生物性、功利***望。人成其为人，总需要一种精神的东西，因此坚守是必要的，彻底的虚无主义是对人性的扼杀。问题在于坚守什么？我至少还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虽然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是犯傻，不识时务。

很多人笑我傻，但我毫不后悔

记者：看来您起初就为小说定下了沉重的基调和严肃的主题，这也意味着创作的艰难。

阎真：的确，我力图写出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逼迫每一个人就范，使他们失去身份，变成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我理解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的非如此不可的理由，虽然这种理解是那样沉重。

收集素材的笔记我就写了几百页。开始写了，也不敢轻易下笔，如履薄冰。我写得很慢，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读者负责。构思就很棘手。毕竟时代不同了，在今天仍将这些文化巨人作为绝对的榜样，是不是还有充分的理由？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予以嘲讽是容易的，但对复杂的历史情境作出透彻解析，却有相当难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有了根本性改变，他们遭到严峻的挑战，这动摇了他们的生存根基。如果不对新的历史处境作出说明，却只是展开道德上的批判，那不但是苍白的，而且是在逃避。

整理思路花了两年，写作修改又是两三年，五年我就写了这本书。书名前后我想了十多个，《当代》已经决定发表，我依旧定不下来。排版前夕，屈原的《渔父》启发了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当时特别兴奋，可谓顺手拈来。

记者：《沧浪之水》获得《当代》2001年度文学大奖，后来您本人也被评选为“进步最大的作家”，您觉得是什么促成了您今天的成功？

阎真：我懂得自己最擅长的技能是什么，并坚持下去。我这辈子打了十年工，当过临时工、铣工、砖瓦匠、厨师，但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后来才当了作家。

1973年我高中毕业，没有大学可考，政治推荐也轮不到我，就留在城里打了三年零工。帮人盖房子，挑砖，倒水泥预制板，在社会最底层混日子。有时灰尘汗水把眼镜片弄得一片模糊，走路踉跄，老被同行笑话。当时躺在床上，最大的理想是去国营单位当个正式工人，再不用飘来荡去的，但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绝望的情绪，就像长沙的梅雨缠搅在心里。

那时我就特别爱读书。一天工作八小时，工资一块零六分。不管多累，清晨6点多我就起身，到偏僻的地方去诵读课本。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都在那时背下的，30多年过去了，我依旧记得很清楚。要上工了，我就在手上抄十个英语单词：把挑土的担子一放下，就把手背扬起来记一个。

1976年我到技工学校学了两年铣工，毕业后分到株洲拖拉机厂，给拖拉机驱动轴的一个零件铣槽。这一道固定的简单工序，我整整“铣”了两年。那时机器是自动运转的，把零件放上去，过3分钟再取下来，一天要做几百根。那3分钟我从不闲着，对着书本背公式记古诗，也不管别人骂我书呆子。上班争分抢秒，下班后我穿着油迹斑斑的工作服就直奔图书馆，一坐就到关馆门。1980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出国留学时，我边打工边读书。那时，我最大的消遣就是到公共图书馆借书来读。《红楼梦》我重读了四次，常常读得热泪盈眶。可以说，是这部书教会了我写小说，很多章节闭上眼睛也历历在目。我也日益明白，我的根在中国。1992年我放弃绿卡回国，很多人笑我傻，但我毫不后悔。

记者：这一辈子，您打了十年工，尤其作为北大学生，在加拿大当厨师，您觉得这是不是人生的一截弯路？

阎真：这十年含金量的确不高，可是也培养了我平民化的思想，懂得体恤底层人的悲欢，加深我对社会的了解。在国外洗碗，当厨师，或者装饰工，也是生活所迫。当食不裹腹时，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抵不上一顿早餐。这使得我深刻地体验到什么是“民以食为天”，很多浪漫的思想都被现实的残酷枪毙了。可以说，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是有意义的。看你自己的理解。

记者：您把自己的留学故事写成了第一部小说《曾在天涯》。这是您文学生涯的第一步？

阎真：说起和文学的渊源，还是在1979年。当时《湖南文学》开展“青年文学征文竞赛”，我就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菊妹子》投过去，居然获奖了，也把文学的种子埋在了心底。那时临近高考，只剩半年准备，我还是决定放弃理科。

几十年了，我庆幸自己当初抉择的正确。奋斗也要找准方向。每天都去建筑工地挑土，再肯干，挑一辈子还是个挑土工。要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空间，成就梦想。如果让我当国家领导人，三天就要被轰下台；让我去做生意，结局一定是破产。我很清楚自己，只有手中这枝秃笔，才可能结出成熟的果实。

从没有改变过自己执拗的淳朴

记者：您的朋友都说您是个比较淳朴和直爽的人，对您能逼真刻画官场风云，熟悉那些秘而不宣又讳莫如深的官场“原则”感到吃惊。

阎真：很多人都吃惊。(笑)我是科班出身，大学读书很刻苦努力，打下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对人生有形而上的思考，写作时能将这种生命哲学渗透进去，而不仅仅是凭着对生活体验的那种本能在写。

别人看我的小说，觉得我是心有城府的人，老练老辣，一看人，觉得还是书生型，说话直爽，还常常得罪人。连我老婆都说：“你看看，这句话你又说错了。”其实我都懂，哪些话人家听了高兴，哪些话对方听了可能拂袖而去。可是我有我做人的原则，宁愿保持诚实的沉默。当作家，我可以很细腻地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一些小细节挖掘出一些大内容，去“体验”他人的生活，犹如巴尔扎克写到人物服毒时，自己嘴里也尝到了砒霜的滋味。但是生活中，我是我自己，你让我像池大为那样去升官发财，我绝对做不到。不是不能为，而是不屑为之。

记者：从没有改变过您这种执拗的淳朴吗？

阎真：没有。我就是这种脾气。在形而上的层面，我是悲观主义者，但在日常生活层面，我是个正常人，而且是个好人，从来不去伤害任何人。

曾有个比较相好的朋友，我刚回国时他找我借了6000元，说一年之内还给我。我二话没说就从银行取钱，其实那时我并不富裕，每1分都是自己在加拿大刷盘子挣的啊。他也提起立字据，当时我说：“都是朋友，不用这样。”后来，他对我能躲就躲，万一碰上我，就哭丧着脸，双手一摊：“生意没有做好啊。”几年过去了，他都不提还钱这件事。

我也不好意思去要，但也认清了一个人。不过，这并不能动摇我做人的原则。只是今后借钱，一般都会请求立字据。人要讲诚信，但君子之交在现代社会也要有凭据保证。

记者：您曾说，“人生难得跳几跳，考上北大是一跳，《沧浪之水》出书是第二跳。”那么下一跳能透露一二吗？

阎真：《沧浪之水》能获文学大奖，完全出乎意料。(笑)这对自己是一次超越，也是一种鼓励；而且是以可能的方式，尽了知识分子的一点社会责任。

下一跳是不重复自己，换一个战场作战。我相信，公正总在时间的路口等待，人可以追求干净的成功。如果暂时还看不到光亮，那就还需要坚持往前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决不抱怨生活，就一定会收获满捧的阳光。

资料三：阎真的八卦，也来八一八。

阎真1992年开始写《曾在天涯》，1994年完成，1996年出版。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他首先思索了两三年，随后又写了两年，五年铁杵磨成针。阎真说：“我写小说很认真、很慢。要做上千条笔记才开始写作。大概五年才能写一部小说，思考三年，写两年。”

阎真，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自由来稿与23次印刷50多万发行量

2001年，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低调问世，出版社不宣传，媒体不报道，但是它依然不胫而走，重印了数十次，畅销五十余万册，成为一代曾经彷徨困惑甚至挣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经典。

2007年底，文坛瞩目的第二届《当代》文学大奖在京揭晓。湖南作家阎真的《沧浪之水》从众多名家佳作中脱颖而出，获得评委全票，与宁肯的《蒙面之城》并列冠军，分享10万元奖金。有媒体惊呼：“本届大奖得主阎真为不知名的青年作家，其稿系投《当代》的自由来稿。《沧浪之水》能够胜出，实属不易。”

实际上，这部38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一经2001年4期《当代》刊出，作品所迸发出浓烈的现实批判性无异于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小说选刊》紧跟着予以刊载，西安电影制片厂捷足先登以8万元买得作品的影视改编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于同年11月推出了小说单行本。今年第三期《新华文摘》发表了1万多字的故事梗概。雷达、周政保、孟繁华等著名评论家纷纷在《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文汇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等媒体撰文评介，不约而同地将其列为“2001年度最值得一读的小说”。今年4月中旬，中国作协《小说选刊》编辑部和中南大学将组织京、湘两地的文艺研究专家，在长沙召开《沧浪之水》创作专题研讨会。

“这部小说的走红完全在我自己的意料之外。首先没想到能在《当代》发表，更没想到还获了奖。”阎真说。在《当代》这样的权威文学期刊发长篇是他多年的梦想，从2000年10月《沧浪之水》写成第一稿投寄出去，到2001年6月《当代》确定发表，其中大半年时间，书稿屡次被退回又屡次再寄。退回来了，他不气馁不抱怨，从自己创作上找原因，修改修改又投出去；而且他不是寄《当代》一家刊物，还有《收获》、《中国作家》、《十月》，如此反复，后来与读者见面的《沧浪之水》已经是第三稿了。

一炮打响的《沧浪之水》令不少编辑有遗珠之憾，有相熟的打电话过来，说阎真你怎么不直接找我，又不是没有打过交道。而《当代》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常振家欣喜地表示，自从刊物举行文学拉力赛后，吸引了一批高质量的自由来稿，《沧浪之水》就是突出的例子。阎真自己则始终对发表抱有信心，没有找关系“操作”只是怕人家为难。

2：作家经历

生活是人生的教科书。阎真在一个高校教师之家长大，1973年，念完高中的他来到株洲拖拉机厂做临时工，没多少事干，整整三年几乎是在社会上“打流”，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正式工，有固定的工资。恢复高考后，阎真开始准备考理工科，而1979年他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菊妹子》在湖南青年文学竞赛中获奖，这一下催发了他的文学梦，选择来了个急刹车加急转弯。他下决心考文科，结果1980年以株洲地区文科高考第一名的成绩，高中北大中文系。北大毕业后他分到省内某高校任教，后来又赴加拿大留学。在异国他乡的四年，阎真当过清洁工、加油工、送菜仔，最多时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饱受生存的磨难和洋人的白眼。后来，终于拿到绿卡的他还是断然回了国。

3：创作与积累素材

阎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曾在天涯》（1995年，海外版名《白云红尘》）写了三年，《沧浪之水》（2001年）让阎真写了五年。为了写《沧浪之水》，他记了一千多条笔记，《因为女人》（2007年）记得更多，记了大概有两千多条笔记。他积累素材的主要方法就是随身带一个黑皮笔记本，遇到有意思的人和事、有意思的语言和观点，就很笨拙地用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速记文字”记下来，回家还要很笨拙地反复读这些东西以激发灵感，生怕一觉醒来它们就烟消云散。通过这种“记录生活”的方式再加上自己的领悟和想象，他构思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描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海外失败的奋斗经历。

“刻”出来的《因为女人》

阎真曾说：“作为我，这部小说（注：指《因为女人》）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刻’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刻”，我认为，主要是指准备充分、构思缜密、创作严谨。小说中的大量富有弹性和活力的语言，是作家长期留心收集、体味、润色而成的。每每听到好的句子，他就会及时记录下来；有时候睡梦中醒来，突然“闪”出一个很美的句子，他也要马上起身写在本子上。在小说创作上，阎真从来不追求“快速度”，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小说往往要写到四五年。他说：“我一天能写到600字就很欣慰了。”经过精雕细刻，他的小说篇篇都是精品。特别是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写，更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Q：你的《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三部小说，其实是有一个内核的，那就是寻找自我、追问自我。小说的主人公都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们在纷纭的世事生活中捕捉到了那些一纵即逝的瞬间，并努力从中思考着生命的意义。可以说，你的这些小说内容跨度很大，却始终有一个基点，也就是主人公对精神的自我审问以及对生命终极价值的反思。在你看来，小说叙述强调精神的意义是什么？

A：也许因为我是一个教授，也懂得一点理论，我写小说是非常注重理论背景的，这就是你说的“内核”。对我来说，讲一个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表达思想才是我的目的。我笔下的人物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对生活的体验都很敏感，也总有一种形而上的情怀。我的三部小说在内容上跨度很大，这与一些专门写某类题材的作家是不同的。我写一个题材，要进行长时间的思考，作很多笔记，尽量挖掘甚至穷尽这个题材所包蕴的思想内涵。《沧浪之水》我思考了两年作了一千多条笔记才下笔。《因为女人》作了两千多条笔记。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一部小说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一旦小说完成，这个题材对我来说就没有多少可挖掘的空间了，再写就是自我重复，失去了创意。而没有思想创意，我是不会动笔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不断转移阵地。下一个阵地在哪里？我很茫然，也很苦恼。我要多看看，多想想，争取这一辈子还有力量再写一部长篇。

4：率真的个性

“人生难得跳几跳。我考上北京大学是一跳，这次出《沧浪之水》是第二跳。”阎真说。

“我一辈子能写三部长篇小说已经很满意了，创作四部是超水平发挥。”阎真说。

再版近３０次的稿费炒股亏了一半

2005在天涯的访谈

读者1：我买了一本盗版。

阎真：如果你是个学生，我就原谅你。我也当过学生，一块钱也是一笔财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