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

“相似相续，非断非常”，这是梁漱溟对生命的形容。此时的我与过去的我，刹那变化，却在佛语的因果善报中找到了一个永衡的天平。这便是宗教的力量，寄永恒的公平于不可知的来世，而对于现世的执著，则是产生困惑的根源，韦伯的两种伦理也就在这里分道扬镳了。

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基于同样对善的渴望，却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方式。

前者，坚持伦理内在价值的一以贯之，以一种“纯粹的意志”行事，只要心里秉持着善的初衷，就可以勇敢果决地照着它的指引去做。因而，至于行为会否引发罪恶的后果，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亦不在责任承担的范围之内，那是上帝的事。

而后者，则将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归于自我。如果在可预的将来会产生可遇的恶果，那么即使动机是善的，“我”也有责任对它加以克制和避免。在信仰与现实的磨合中，“信念”便渐渐由天堂降到了地面。

于是，目的与手段间的紧张关系便形成了两种伦理在具体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歧所在。心志伦理者可能因为善因而得恶果，而责任伦理者则可能由“圣洁化”的目的为掩护而做恶行。二者无所谓对错，却都有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存在于何处？

首先，道德本身是不是可“设计”的？对于责任伦理者，似乎认为，可以通过有争议的行为，而最终到达那些对道德“愚忠”的人所无法达到的“彼岸”。他在“设计”着他的行为，力图在琐碎而又充满变动的现实中，摸索着前进，以实现他的终极理想。仿佛负负可以得正，恶行也可以幻化出善的模样。如奥古斯丁所言，“正义的基础是非正义，道德的基础是非道德。”可是谁能够判断，究竟“恶”在何处终结，“善”又在何处重生？是现在的你，还是将来的你？于是，第二个问题便接踵而至…

道德，是不是“可证”的？心志伦理者不存在这样的疑问，因为他们坚信，会有一个末世的“千年王国”，这个世界无论在他漫长的生命中如何变化，他的终点却始终会是道德的实现。而责任伦理者却只能盯着脚下的路，但不知道这条路会最终将他们引向何方。他的症结其实在于“不可测”与“不可遇”之间的矛盾。人以一种自以为正确，可以避免不良后果的方式作为，却完全有可能由于主观判断的失误而恰巧遇上这样的恶果。原因很简单，人类理性的有限性。

理性与非理性，在我看来，这就是两种伦理最大的差异所在，但也是共性所在。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是一种对宗教的非理性行为而引起的理性结果。而法国大革命，则是一种对于自由与平等的理性追求而导致的非理性的迷失。心志伦理，强调宇宙—伦理观上的绝对理性；而责任伦理，则是基于现实考量的绝对理性。因此，理性与非理性的因素在两者身上皆有体现。

那么，这两种伦理可否殊途同归？在当今世界这确是个问题，因为心志伦理者的“上帝“已死，而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更多道德的标准正在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