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我要我要找我爸爸》

在1995年的《朗读者》与2006年的《回归》之间，有十余年的时间跨度，所以本哈德·施林克不是一个高产作家，所以很多人未必熟悉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小说还是有影响力的，譬如《朗读者》，——当年译林出版社姚仲珍的译本把它译成《生死朗读》；后来，译林出钱定平的译本，名字改了回来。

施林克先生是德国人，不仅仅是一个作家，还是法学教授和法官。我们知道的施林克，只是作家施林克；而作为法学教授和法官的他，对我们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我以为，施林克先生的主要社会角色还是法学教授和法官，作家应该是他的业余身份。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法学教授和法官的角度、经验，不可能不影响他的小说创作，以及他的创作态度和写作手法。

大家都知道，二战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抹去的记忆。《朗读者》是对二战的一种反思，《回归》也是，而且读来都是那么沉重而非轻松。对于二战的战争责任问题，相比日本人直至今天的暧昧态度，战后德国人的忏悔和反思是严肃和比较彻底的，这大约与民族性格有关。施林克在他的两部重要小说中一再地探究这段历史，探究这段历史对当事人和后来人的影响，并且深刻地反思历史，思索正义、罪恶和人性的本质，究其原因，也不外乎出于一个正直德国人的良心和责任感。

故事的缘起是主人公德鲍尔小时候读过的一篇小说片断，这部不完整的小说讲述了二战时期一个德国士兵历经艰难从苏联战场逃回故乡的故事，当他敲开家门的时候，怀抱孩子的妻子身边却站着另一个男人。长大后的德鲍尔对这个故事念念不忘，开始寻找完整的小说以及它的作者，种种线索都指向一个战后不知所之的纳粹理论家，而这个人极有可能是德鲍尔未曾谋面的父亲。

知道自己的父亲母亲是谁，其实是人的一种本能需要，因为这样的身份确认可以解决一部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往何处去”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重要，那么，我们也不会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看到那么多的寻亲故事，也不会有“我要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这样的咏唱。

透过那些往往被人忽视的文本，去发现历史，去追寻父亲的踪迹，贯穿于这部小说的故事里。当鲍德尔发现那个纳粹理论家现在已经摇身变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政治学权威教授，并且这个改姓“德堡”的人始终在为自己过去的罪行开脱罪责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此发生了变化。在全书的最后一段，施林克借想念父亲的德鲍尔之口这样说：“……这不是想念约翰·德鲍尔或者约翰·德堡。这只是想念一幅由我自己描绘的父亲的画面，我的心全系在这上面。”

这是一场奥德赛式的追寻故事，而施林克在小说中也毫不掩饰史诗《奥德赛》在这个故事中所起的作用，——他用了不少篇幅来剖析奥德修斯的返乡之路，并且精心地把《奥德赛》作为鲍德尔寻父故事的重要注解，甚至连小说的名字都直接叫作Die Heimkehr，译成中文就是“返乡”，或者中译本所采用的译法“回归”。

这是一个有悬念的故事，而且我不能不承认，施林克是个讲故事的好手。虽然在这部小说里有一些关于西方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学的描述，但是，这些部分不仅不枯燥，而且和故事本身贴得很紧，你会感觉故事就得这么讲。而且在这个故事中，鲍德尔自己的经历与他幼年读过的那部小说互相映射，——鲍德尔爱上一个女人，然而这个女人是个有夫之妇，当那个丈夫在失踪很久之后终于归来的时候，鲍德尔成了当年小说里站在女人身边的“另一个男人”。在这里，过去与现在、男人与女人复杂而精巧地结合在一起，令人为之感叹，为之思索。

如同“德国制造”一样，施林克的这本小说设计得清晰、准确，文风虽然简约，但却不刻板不乏味，甚至还有一种耐人寻味的优美，宛若白描。我不懂德文，当然不知道原作的模样，让我产生这样的好感，全仰仗译者吴筠的文笔。

《回归》应该是可以再读的小说，如同《朗读者》一样。同样，它也应该是一本慢热型的书，这一点也像《朗读者》。我读姚仲珍译的《生死朗读》大约在2000年，但钱定平译的《朗读者》似乎是从前年才慢慢地让很多人知道的。这或许也是《回归》的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