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分子《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

埃里克•霍弗40岁的时候终于结束了颠沛流浪的生活，有了正经职业：码头搬运工。在旧金山码头，搬运工是两两搭档的。有一天，和霍弗搭档的是码头上笨手笨脚“最不行”的一名工人。霍弗惊讶地发现，这位搭档连两个人份内的活都没有干好，却偏要帮助别的小组。如果霍弗以“穷不帮穷谁照应——当里格党”的道德思维去想这件事，大概会把搭档想象成无私奉献的雷锋式人物，不过霍弗是从心理角度想的，他想到：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助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

其实很容易理解，人活着，在温饱之外，要的是一份感觉，被世界需要、被社会需要、被他人需要、哪怕是被一只流浪猫猫需要的那种心理满足感，我们传统上把这个心理需要唤作“生活的意义”。

感谢这个“最不行”的工人，霍弗灵感一发，开始撰写“群众运动心理学”。作为基础的是“管闲事”这一条：“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霍弗自己的一生是与“畸零人”和“失意者”为伍的一生。那些弱者、穷人、被压迫者、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逃犯、不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们概括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革命家把他们作为群众基础、革命动力、炮灰和信众。难得是，霍弗自己没有以“愤青”的姿态出现，他不批判“环境”，他解剖“群众”自身。正是这种生活经验和超脱的视野，使他的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成为研究群众运动的“圣经”。

当一个人无力成就自己的时候，心理驱动力使然，他会盲目投身于某种“神圣事业”，好让个人的责任、恐惧、缺点得到掩埋，好让自己的情感得以寄托。至于投身的事业是政治也好、宗教也好、民族主义也好、法西斯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场运动能够让他浑然忘我。霍弗指出：“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在狂热之下，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都足以使他慷慨赴死。在狂热之下，他献出自己的自由，换来组织的信任，而在上级的命令下，“干下流勾当”是无罪甚至有功的。狂热者可以没有上帝，但是需要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一个可以众志成城的“目标”、以及一个可以同仇敌忾的“魔鬼”。

本书中很重头的章节是关于“言辞人”（man of words）的。“言辞人“可以是教士、先知、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或一般识文断字心存高远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不同的是，“言辞人”有一种特殊的虚荣，那就是被肯定、被尊重。霍弗说，几乎每一个喜欢找茬的言辞人，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在位者只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的姿态就可以把他争取过去。要是当权的法利赛人曾经礼贤耶稣，尊他为拉比，那耶稣说不定就不去宣传新福音了。如果路德早早得到主教职位，从事宗教改革的热忱也许就会冷却。普鲁士***要是授予青年马克思一个头衔和重要***职位，或许他就不去编那激进的《莱茵报》了。我必须加上，如果蔡元培批给青年润·之一个北大图书馆的正式编制指标，那中国的历史没准都要改写了。“不管一个抨击当局的言辞人，多么相信自己是为被压迫者和受伤害者仗义执言的斗士，他的动机十之八九都是私人的和个人性的”——有着不被承认不受赏识的“隐痛”。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都是由不满的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物为先导。正是因此，聪明的当权者应该放下架子、同言辞人结成同盟。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是教士，那么教会就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是官吏，那么现政权就比较稳固，说到这里，该恍然大悟了吧，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组建文官***，为什么我们要广招公务员，为什么大学越来越大啊。

最令人头痛的是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他们有野心但是没有能力，有抱负但是没有才华，因此更没有资格被政权收编，也就更易于将满腔愤懑投入一个激烈的反叛运动。早在1941年的时候，皮特•菲尔埃克就指出：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比如希特勒试过搞绘画和建筑，戈培尔写过戏剧，罗森贝格试过建筑和哲学，席拉赫写过诗，丰克试过音乐，施特来谢尔试过绘画——不幸的是，他们的艺术野心没能得到满足，世界也因他们的不幸而更加不幸。

霍弗的这本书是脱下靴子瘙痒，搔得狠了，***之外很有痛感。他的那些判断比如“爱国·主义是歹徒的 最后归宿”、“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如果堂而皇之地摆放中国街头，必然会遭到亿万人民的迎头痛击。不过呢，写《乌合之众》的勒庞是保守派社会精英，遭到大众的痛扁那是“阶级性”使然，而霍弗根正苗红，一生不离体力劳作，是“码头工人哲学家”，说他是“叛徒”？三思啊三思。

心怀善意而又立场不坚定的人们应该铭记以下这段：“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关上窗户，蜷伏着以待怒潮过去。因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带来的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协调，一如在《启示录》里，传布末日四骑士（饥饿、战争、瘟疫、死亡）将临的，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