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社会生活也谈语言与社会——读陈原先生《语言与社会生活》有感

题记：这是我们的期末试题，读本书写篇读后感。写出来以后并不是很满意，很多问题并没有说透。

吕叔湘先生在《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中谈到语言的工具性作用，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语言是工具，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语言没有了这个功能，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是死的了。语言最初的产生源于交流的需要，远古人因为交流的需要产生了最初的原始语言，又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用于交流的语言。当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记录时，书面语就诞生了，而语言就是口语和书面语的统称，与人类关系最为紧密。人类几千年的历程就是基于语言而得以沿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就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了，他可以是历史、是哲学、是社会学，可以包罗万象，通过语言，可以看到人类几千年来的历史、思想，也因此有了历史语言学、哲学语言学等细分学科的产生。

仅就语言本身而言，他又是不断变化的，通过语言，可以看到一个时代，因为语言有很强的时代特征，“语言不是一种单纯的事物”，他总是和我们身边的很多事情有着千丝万缕或紧或松的关系。“在现实社会里，人们的语言活动以及作为这种活动的工具的语言，都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一大堆。研究这错综复杂一大堆的学问就叫做社会语言学。”这就是语言工具性之外的另一个方面，与生活相关，与社会发展相关，也由此衍生出社会语言学的学科。陈原先生这本《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就是讲语言与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

薄薄的一本小册子，32开本，120页，可读性很强，包罗内容不可谓不多。脱离本书，站在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也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书成于七十年代末，带有明显的时代印痕，如马恩主义、阶级划分、四个现代化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在当时看来有伤风败俗之嫌不能接受的而在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事物，陈原先生所持有的观点和颇近似于现代的我们，读后不得不为先生具有的前瞻思想而佩服。

一

陈原先生谈到语言没有阶级性，面对肚子痛这一事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会说同样的一句话：“我肚子痛”。现代社会已不习惯使用“阶级”这个词，而改用“阶层”，这就是时代特征。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中，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害死了一批人，也让许多人闻阶级斗争而色变，随着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的日益开放，“阶级”这个词已不再适应这个新的社会。倒是出现了高层、上层、上流社会、中产阶层、工薪阶层、农民工阶层这类多元化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取代词，相对于“阶级”而言，阶层更显温和，阶层之间虽有小的矛盾但不似阶级之间那样严重对立不可调和。

虽然语言没有阶级性，但不可否认的我们的社会存在着阶级语言（阶层语言）。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语言习惯。拿厕所来说，盥洗室、洗手间这样的词相对于中产阶层以上多为使用，工薪阶层则常用卫生间、厕所这样稍显直白的词，而农民工阶层、农民阶层或者说底层社会则更为直白，厕所这样的词也用，但也有茅厕、茅房之类显得不十分雅致的词语。不同阶层有不同的用词习惯，长期使用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阶层语言。

和阶级、阶层的变化一样，对人的称谓也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变化史。在古代，大户人家通常称已婚的主人为“夫人”，称主人的女儿为“小姐”，主人的母亲为“太太”，下人的已婚女人称为“X家的”，X为丈夫姓，他们的女儿叫“丫头”。到了近现代，西方思想和行为方式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称呼也免不了受到影响。在上流社会，称未婚女士为“小姐”，已婚女士为“太太”，男士统称“先生”，在家中则遵从传统习惯，称女儿为“大小姐”“二小姐”。在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包括解放前的解放区）内称呼没有了性别标志，男女统称同志，有时在不知道姓名的情况下需要称呼时一般叫“女同志”“男同志”。到了现在，称呼不怎么严格了，而且因地方不同称呼也不同。在长沙男的（限青少年）一般叫“帅哥”，女的叫“美女”。而在一些正式场合，男称“先生”，女称“女士”。“小姐”这个词现在被赋予了一层特殊含义，具有歧视意味，因此在使用时大都比较慎重。相对于国外来说，中国对于女士婚否的区别在称呼上并不是特别严格，不像英语中的MS、MISS、MRS这样泾渭分明。

其实，包括对阶级、阶层的使用，对人的称呼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语言现象，这就是社会语言学，倾向于语言的社会特征，社会语言学的时代特色很明显，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用词习惯，甚至会产生新的词语。

例如“农民工”，意指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工人，因其农民身份而称作农民工。这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它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加速，经济发展增速的大环境下产生的一个中国特有的工人群体。此外还有诸如航天员、网民、白领等富有现代特征的词语。

二

陈原先生在第三章讲了“语言的污染”，语言污染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无法避免。社会群体具有极强的流动性，而语言又具有区域性，不同区域的语言相汇集，必然会产生相互的影响，这种影响基本不受好与坏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强势文化决定的。强势文化在与弱势文化的交锋中，强势文化具有导向性作用，弱势文化会受到不自觉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当前世界，美国作为全球的超级大国，其文化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中国，无论是观念思想，亦或是物质技术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因为其文化具有主导性地位，这种主导性是伴随着经济实力生长的。在语言上也如此，看看我们今天的词汇，受到它很大的影响。首先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或者说英美文化国家）具有领先优势，在一些新科学名词、仪器的命名上会受到影响，一般而言我们是选择音译，像人名、地名，如：penicillin最初音译为“盘尼西林”，后来才改为青霉素。此外，还有直接用英语字母或者单词替代的，如CT、X射线等专业仪器。就日常生活中，这种外来词的影响更是随处可见，像麦当劳mcdonald，肯德基Kentucky，酷COOL，托福TOEFL，波音BOEING，可口可乐COCACOLA等等。

这些算不算语言污染呢，我在此无法做出界定，也许，这些在几十年前的语言学家们看来是语言污染了，应该用纯正的汉字，而现在则不这样认为了，毕竟这些词很普及了，已经融汇到了汉语词汇中，托福一词就已经收入了现代汉语词典。

是什么促使它们这样普及呢？我认为是方便。例如CT，是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简称，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必要记如此复杂的句子，而CT只是一种仪器的象征，只需了解它有什么功能就可以了。像托福、麦当劳、可口可乐读起来都容易上口，且易于记忆。还有就是现代人观念的开放以及易于接受新生事物也促使这些词语的生根，老一辈的人对于这些有字母或者音译的词因为念着拗口而记不住，现代人们都一般会很容易记住这些构造相对简单的词语。因此，语言污染的概念具有时空的相对性。当然，也会有运用不伦不类的语言污染，比如陈原先生列举的“洋泾浜英语”，即我们现在通常说的汉语式英语，chinglish。

脏话被认为是语言污染，我持保留意见，因为脏话基本是伴随着语言相生的，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固然不少脏话很粗俗，但一些常见的脏话已不仅仅是种脏话，日常生活中，不少人的口头禅就是什么“他妈的”“靠”之类，实际已经没有了脏话的意义，仅是一种口头语。而且脏话作为语言中的特殊现象不单存在于汉语中，几乎每个语种都会有脏话，这是一种语言现象，但是并不能看作是语言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