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水三千《書痴的目錄學 陳智德》

書痴的目錄學

陳智德

電影界有影痴（film freak），讀書界也有書痴（bibliomania）。常人讀書以實用為依歸，書痴讀書講求質感、氣味和觸覺，且憑對書的特殊感應，看穿書意，但也有時只買不讀，一天在家中堆積的書叢中像認領失物般重新發現遺忘者；相對於坊間的十本好書等書單，書痴的書單並不實質可見，但當列出後自成另一體系。傳統目錄學精神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書痴的目錄學卻另闢溪徑地指向抽象世界，讓讀者從書頁間窺見一座並不真實存在的、觀念上的圖書館。

《弱水三千──梁文道書話》稱為書話，卻不同於一般書話，其一特點在於它的分類。本書所談各書，按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排列，“哲學、心理學、宗教”為一類，“歷史總論與歐洲歷史”為一類，“語言學、文學”一類，“政治學”、“教育”、“音樂”亦各為一類，共分十五類。這當然與作者涉獵範圍有關，而其將個人的涉獵（不單是“知識”）分類從圖書館書目分類法著眼的處理，亦使它在書話以外，列入我所提出的“書痴目錄學”類別。

梁文道在序言和書的封底一再強調本書不是書單，他的意思其實是針對香港歷年稱作“十本好書”、“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名人推薦好書”之類向青年讀者介紹書的活動。正如他所說，青年不需要書單，自由放任，予以空間更能讓青年發揮，而當下的教育正缺乏這種自由放任，可以讓青年發揮的空間。《梁文道書話》列出一份體系龐大如圖書館的書單，卻一再強調本書不是書單，背後可說是一種反書單的行動，即以書單對抗書單。 什麼是書單？為什麼我們需要書單？在古代的目錄學著作中，部份就是以書單為主，如《千頃堂書目》、《寶文堂書目》和《書目答問》，只列出書目資料；另有部份在條目下作提要或小序，簡述該書版本沿革或內容精要，也有寫得很精彩者，其中有的不以“書目”作為書名，如清初錢曾《讀書敏求記》、近現代潘景鄭《著硯樓書跋》、董康《書舶庸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等著，即屬結合了書話和書評意義的書單。《劫中得書記》記述作者於抗戰時代，不惜個人性命保存珍本典籍以免毀於炮火或流落海外，則是具憂患意識的書單。不過即使是只列條目之書，如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及後來范希曾的《書目答問補正》，卻由於著者廣博的眼光，列出精校善本，示讀書門徑，成為昔日讀書人少時入門之書。

我心目中的現代目錄學也不是梁文道所抗拒的書單，市面實在同樣缺乏我心目中的現代目錄學著作。十本好書等活動推行多時，所引發的讀書界對書單的蔑視，我輩亦感同，這其實也是對目錄學的一大諷刺，因為目錄學的精神本就在於指示治學門徑，引介學術源流，本是古時學子的必然治學工具。在當代社會的教育建制中，特別在五六十年代的前蘇聯、美國和日本都出現過一種類似“推薦書目”的書單，不僅向青年讀者介紹好書，其所推薦者更具意識形態上的示範和認可作用；而我心目中的現代目錄學更包括抗衡反智的好書書單，尤其在非書化、市場化、大賣場化的書市中，標識已邊緣化的人文精神。

傳統目錄學是文史學子必經的治學門徑，而在學科既專精又講求通識的今日，現代目錄學或有重新整理的必要。在香港文學方面，過去有盧瑋鑾等學者的系列著作，包括選集、年表和雜誌、報刊目錄，如《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一書“出版”一項仔細地列出許多報紙連載小說和雜文專欄的起訖日期，由於這方面的資料最難查找，也最花時間，而且大多數作品未曾正式出版，該書的工作無疑為研究者節省時間，可以據年表所載，很快覓得目標資料，從宏觀的角度看，如善用該年表，配合《***年報》、《香港年鑑》等書，有助觀察某年代的整體文化面貌。 至於梁文道的這份書痴的書單，最初翻閱時，本以為哲學類和社會科學類最多，因知梁出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不過使許多讀者意外的是，本書是以“語言學、文學類”佔最多，其次才是社會科學。在文學當中，他談論的是詩集、詩刊、小說和中外文學，包括西西的小說、葉嘉瑩的古詩詞評介和香港詩人的詩集和詩刊，當讀到書單中最後一本《失物招領處》，會更了解作者對文學的關注，彷彿文學就是作者的失物。

在社會科學類中，有《出賣LMF：粗口音樂檔案》一書的評介，樂隊“LMF”創作的是音樂，儘管許多人以其語言粗俗而否定之，“LMF”的音樂確然是音樂，然而《出賣LMF》一書是社會科學，在這《書話》的分類及評介中，真正的含意是《出賣LMF》在梁的知識選擇系統及其觀念上的圖書館當中，是一種社會科學。梁文道其實看穿了《出賣LMF》一書的自省精神，並非由上而下的「研究」，而是以其音樂生產為個案，指向一種社會批評。

在本書中真正歸入音樂類的只有一本：《音樂殖民地》，這是九十年代香港以至華語搖滾樂界的重要刊物，出版十年，終於在二零零四年停刊；書話從其停刊談到香港文化中前衛、悲壯而無名的先行者宿命：“過去幾十年來的香港文化也是這般，走先鋒的時候走上一條暗夜之中無人能見的航道，點亮了異地上空之後就刷一下墜落墮地。”九七前的香港優勢，在於文化的多元和先行性，九七後至二千年代中的香港危機部份在於經濟，部份在於文化，然而今天所憂的邊緣化仍是憂前者，大概不知後者的邊緣化才更恐怖。有關《音樂殖民地》，梁文道真正談論的是香港許多人視而不見的文化危機，那麼這篇列為音樂類的評介，在其系列中相對於列入“政治學”的《從歷史看管理》等書，更接近於政治學。

由此亦可見本書對各書的評介並非單純學理上論書的技術性書評，雖然這於學術上有其必要，本書的取向乃從書本出發，橫向論及時代，讀梁的書話也是讀一個時代（後九七至二千年代）的讀書生活。可惜因作者的自律，局限了本書的意義，主要還不是作者在序言中所說的照顧讀者需要，卻是自我收歛其“痴”。他的自律也許必要，大眾還是喜愛功能性的實用而抗拒一切的痴。為什麼本書的痴那麼重要？在我輩看來，他的“痴”在於據現代圖書館的圖書分類法，為自己的涉獵建立體系，把各種正業以外（梁在序文所指的“課外”）的視野安放於觀念上而不真正存在的、抽象的圖書館中。這份正業以外的書目體系，應在其純粹的、個人私密的角落裡繼續擴張，我輩所期許的書痴目錄學，正是另一份以書單對抗書單的、爭天拒俗的抗世書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