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作为中国问题读《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有感

（一）

一连四周的涂尔干《自杀论》的导读让我兴趣盎然。随后的一周开始介入中国的自杀问题，这本书名为《自杀作为中国问题》。随后的第二周我借到这本书，在某个周三的下午完整的读了一遍。

没有搜集资料数据也没有田野调查，只得接受作者所谓的“中国自杀的特殊模式”：“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妇女自杀，那么多农村人口自杀，那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自杀，而不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集中在男性、城市（人口）、中年人”？作者意识到中国不是涂尔干的那块田野，大师的解释在这里行不通，吴飞想要寻找中国的解释，他在这本书中集中火力阐释的是“农村妇女喝农药自杀”这一典型的中国式自杀。然而作者不止于探讨自杀的问题，而是关注中国人民的幸福，寻找中国式美好生活。在我看来，是治学踏实而颇具人文关怀的学者，并不囿于学术领域的研究，更关注社会的成长。

作者给出的答案渐渐浮出水面，《阅微草堂笔记》中初见端倪：“逞其戾气，率尔投缳”。好一个“戾气”，仿佛用这个词去概括农村妇女喝农药的情绪之外，再没有比这个更准确的词了。“戾气”暗含当事人兴头上的激烈的情绪表现，又隐约可见自杀的动机——只为争一口气，再加上动词逞强的“逞”，妙极了。农村妇女“狭小的生活世界”中能拿生命做代价的又有什么值得呢？不过是一种“逞”？！虽然气头上的人的思维已经属于非理性，从而很难解释，当事人认为值得就是值得了；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但学者的社会学解释远不应该至于此。作者又将关注点投向了“家庭革命”。“中国家庭去出了父权制的权威，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都不再成为束缚自由意志的绳索，任何人都获得了独立追求幸福和人格尊严的权利”。（吴飞 2007：44）家庭革命使大多数中国人获得了自由，自由恋爱、自由学习工作，但“并没有直接给人带来幸福，而只是给人制造了独立追求幸福的自由空间。约束人们过日子的方式的纲常秩序被瓦解了，人民必须直接面对自己的个体命运，不能依靠任何外在的强制和依托，而要自己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过日子和做人的‘理’”。（吴飞 2007：56-57）

这点我很是赞同。更大的自由带来了更多的无助，多少时候我们的迷茫和困惑不都是来源于多样的选择么？！没有选择就不会如此迷茫了。但并不能因为所带来的困惑而否定自由和选择的意义，而需要学会“过日子”，学会做出选择。

聚焦农村妇女所在的所谓人际关系微妙复杂的农村社会（仿佛并不如我们通常口中常道的淳朴、憨厚）和大家庭的生活环境，由于纲常秩序的消解，过日子的“理”也随之远去，如何处理家庭关系成为重新需要学习和探索的议题。如作者所言，“人心解放的大局面，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过日子和做人的‘天理’，而只是逼着每个人直接面对生活事实和命运本省，学会自己依靠良知、体会天理”。从宏观的层面来说，按统治者的视角，中国没有一个至善的上帝来照管人心，“霸王道杂之”的古法乃是经营天下的必由之路。“礼乐征伐，从来都是现实政治中不可缺少的几个维度。不但需要兵马刑政来维护人民的安全，而且要有礼乐教化来促进人民的幸福。”（吴飞 2007：52）

这也提示着我们从家庭革命之前的人伦、秩序、传统中去寻找过日子的秘笈，或者我认为就是——按时髦的说法——培养情商，学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那个历来被探讨的婆媳关系。在此，我认为作者已经为非***组织“农家女”的上场做了厚实的铺垫，这种以自杀干预为目标的社会工作式的小组被作者认为是农村妇女自杀干预的绝佳方式，并且也确实收到良好的成效。

虽然硬要与梁漱溟、晏阳初的重建乡土中国的平民教育扯上关系这点，有点牵强，但作者还是成功的指明了“农家女”的宗旨——这点可能与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的努力不谋而合——用一个社会组织来提升心理健康和帮助人们过好日子，也即“灵魂与道德的升华，以及生活方式的提升”。虽然作者说农家女的最大挑战在与“如何让社会努力在家庭中起作用”这点，有点尽力向大师涂尔干靠拢的味道，但仍不失已经意识到“教化人心”作为介入和干预方式的重要意识的意义。虽然作者对“农家女”妇女健康支持小组作为中国自杀干预（尤其是农村妇女）新模式的归纳有点夸张、架空，但对这个小组的支持和赞赏实属不易。我们多么愿意相信这个草根式做法的项目的推广是有益的、可行的、效果可观的，虽然作者在评估报告中的语言是典型的“填项目申请表的语言”。

作者蹲点公安局、派出所、医院的人类学的方式和关注农家女自杀是作者的独特之处。“制度的冷漠”促使我们去寻思真正能给中国人来带幸福的政治。“社会”的建设和成长被提上日程，作为一个非***组织的农家女的出现或许是一线曙光。只有先意识到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从而摆脱照搬西方的盲目才能寻找中国的解决之道，并且答案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曾经瓦解和摧毁的传统和古法之中。

（二）

在前四周的《自杀论》讨论中，我也一直在联系中国的自杀问题。那些古代英雄美人、诗人、文革中的学者们、作家的幽魂在闪动，电影中的某些情节都不时浮现，我也尝试着解答，用涂尔干的分类，或者是自己找不出其他理由而笃信的个人化的设想。

可能由于这学期开设的“心理咨询和治疗”课而对心理调节产生了一些认同，我认为自杀或自杀倾向大都是因为情绪得不到合理顺畅的舒缓和排解、错误的认知没有得到澄清。他们需要的是“合理情绪疗法”和“理性认知疗法”。

不同于涂尔干诉诸“社会”纽带的建设的解决方式，我认为家庭仍是一个人（至少是一个中国人）一生的纽带。涂尔干所在的西方社会家庭的情况与中国的家庭观念想必是不同的，而涂尔干假设大家对西方国情的了解而对这一点的探讨一笔带过，给出的“家庭解体”等名词看似在理，其实并不符合中国国情。而要建立对一个人生命的责任感的维系所在只能是家庭。虽然中国的人口流动依然频繁，异地求学、打工，但中国是一个重乡土和人伦的民族，家庭观念尤其是对父母的依恋不可磨灭，而西方所谓的“家庭观念”已俨然局限于核心家庭的意义，父辈的维系淡薄。当然，这一点很可能是由于我所处的个人生命周期所限，我还没有自己的小家庭，而我所有的维系仍是在我的父亲母亲。如果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也必将自己的一部分依恋分给我的丈夫和孩子。

除了家庭的维系，中国式的自杀干预还应重视“生命教育”，即从小便明确教育“生命最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等。通俗的力量在于以一种压迫式的，不置可否的推广而让人们相信这是对的。制造舆论导向也可以由强大的、无所不能的大众传媒来实施，他们有太多成功制造各种社会舆论的成功先例，为何不用于这个对幸福有重要意义的正面的舆论呢？！

让我决定选择这本书做书评的直接原因还在于我在某个周日的下午体会到了喝农药自杀妇女的那种“戾气”以及一系列的错误认知。我惊奇的发现我确实企图通过自杀来“获得重视”。

那个下午，我劳动不认真，男友忍无可忍对我大声呵斥并亲自操刀，我认识到我的不对而寻求和解，但被气头上的他拒绝。情绪表达比较激烈的我们都气冲冲的，他接着劳动，我走到了窗台边，看四楼距一楼的高度。“你不理我，我死给你看”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通过伤害自己来使某个人“在乎自己、重视自己”。但我当时真的这么想的。但随即联想到了课上讨论的农村妇女自杀问题，这些相似点和高度的共情让我颇为震惊，当即决定要找来这本书看看，还有写篇读书笔记，从而成功打岔，也同时感到整个过程充满的喜感和荒谬，确实是“闹剧”。后来吃饭时，男友说“我当时还以为你走到窗台要跳楼呢” ，我平静的说“有那样的闪念，不过后来决定写个相关的读书笔记” ，他听得莫名其妙。

美国自杀学之父施耐德曼的那个问题——一个人能否理解他死后的存在——被我惊呼为妙。他和法博罗一起给出的一个理解自杀问题的逻辑判断我也有了更深的体会。“他们认为，自杀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有这样一个三段论：‘自杀的人会获得重视；如果我自杀，我会获得重视；所以我自杀。’他们指出，这个逻辑推理中的错误在于，自杀者把自杀的‘我’和获得重视的‘我’混淆了。前者是主我，后者是宾我。自杀者无以为，我在自杀后还会获得重视。但已经死去的我不会作为主体享受别人的重视。我们在想到自己死后的情形时，经常无意中以为自己在死后仍然有感知。”（吴飞 2007：19）

我在那一闪念并迅速调整思绪之后，开始回忆当时的心理活动，我想到了我的父母朋友、我的兴趣爱好、我对生活的憧憬、还有我的许多未来得及消灭的我的痕迹，我对这个世界还有太多的依恋，我还没有活够，我还不能死……。这说明我当时还是具有一定的理性，还远没有达到涂尔干田野中的发生自杀的“非正常状态”。然而回归问题的本身，在我所处的年龄阶段和生活的内容，我需要开始学会两个人的相处之道，奉献和付出，如何沟通和理解，等等。

我也经常设想那些在我心目中伟大而瞩目的自杀很可能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卯劲儿”（有点类似戾气？！），而这个自杀的原因确实及其的重要，“自杀本身没有好坏，关键是自杀的理由” ，当然，理由也是可以按照不同的需求被建构和解读的。

要杜绝和干预是那种因为“戾气”而发生的连自己也会后悔的自杀，而不是所有，我也极赞同那句没有自杀的社会的低俗的。所有仍需要从“珍惜生命”和“情绪管理”两个方面进行必要的教育。这是经我自己体会，且关乎中国千万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普通人”自杀干预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