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讀書報告》

“短促的二十世紀，即將在問題重重中落幕。沒有人有解決方案，甚至沒有人敢說他有答案。於是世紀末的人類，只好在瀰漫全球的一片迷霧中探索前進，透著朦朧足音，跌撞入第三個千年紀元的開始。我們只能肯定一件事，那便是一頁歷史已告結束。除此之外，所知甚少。”

——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

正文：

正如作者在文章中所提到的“我們只能肯定一件事，那便是一頁歷史已告結束”那般，讀完本書的總體感想遠比簡單地堆疊觀點複雜得多。若想不自量力地用數千字再去總結作者已描繪的歷史，那顯然會是一場無知的噩夢。況且，編者已在書的扉頁提到本書的總體評價，書的最前部份以及第十九章亦對全書的宗義做了詳細的闡述。在這樣的情況下，再羅列書中那些被反覆提及的重要思維似乎已並無太多意義，因而我相信若試圖去呈現一些個人或大家感興趣的要點會更重要。或許這亦是讀書報告的目的所在。

一、對經濟學家的態度

作者在書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提到哈耶克、凱恩斯等二十世紀著名的經濟學家，與此同時也介紹著他們的相關主張，以及這些論派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很有趣的是，我們能看到全書中，作者似乎總是在肯定經濟學的部份作用時又貶低著它們，這很難解釋——也許輿他最後所提到的擔心有關：“這正是世紀末世界經濟的第三項隱憂，即由於世界經濟的繁榮勝利，以及純粹自由市場意識的高舉，使得因經濟變動而產生的種種社會衝擊，不再有有效的工具予以處理，至少，也減弱了處理的力量。世界經濟，便成為一台力量日漸強大卻無法控制的發動機。這台引擎究竟能否控制？即或能夠，又由誰來控制？”

作者在書中對歷史學家的謙虛總是大為肯定：“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如果徒然把世界經濟結構里發生的重大變化，歸於運氣不佳，或只是可以避免的意外，這種想法實在有必要重新檢討。”相對之下，經濟學家們便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他們在作者的眼裡，竟大致都是這樣的人：最善於辯論、最喜好事後解釋以及不切實際。更重要的是，這些傾向於弊端含義的特點都是歷史學家所沒有或極少出現的。最明顯不過的例子就是：“這個危機時代，一直延伸到短促二十世紀末期，我們大概得再等上數年，才能等到經濟學家也拿起歷史學家最後的武器——即後見之明——為這個時期找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解釋。”這句話自然是帶有一絲冷嘲熱諷的言下之意，如果我沒看錯的話。

總得而言，作者對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家的貢獻總體上說是持肯定態度，但經濟學家的性格看起來畢竟還是對不上歷史學家的胃口。若需要舉例的話，我想用一段較長的、徹底的語句來暗示會有非常好的效果：“種種激烈變化，其中最大意義在於有形無形之間，推翻了長久以來根深蒂固於社會和歷史當中，經由社會規範、傳統、禁令所傳達、認可、象徵的人類倫理關係。⋯⋯更有甚著，這股推翻舊秩序的力量，不來自任何一股條理盡然的社會新秩序⋯⋯其中真正的動力，是來自個人慾望巨大無比的自律力量，其假定是建立於一個人人自我規範的個人主義世界推展至極限的境地。傳統禁令的叛逆者對人性的假定竟然輿消費社會的理論基礎如出一轍，至少對於人類心裡動機的看法，他們輿出售貨物勞務者極為一致。後者認為，最有效的辦法，便是攻心為上。根據這個共識，世界上數十億蕓蕓眾生的存在，均是基於其個人慾望的追求。這些慾望，包括了各式各樣在以往被禁止被反對，可是在現在都一一被社會允許並存在的大小慾望——如今被默許的原因，非因道德的解禁，卻由於世人心中充滿了它們。”

二、對學生的態度

作者在第十章中精要地介紹了1945－1900年的社會革命，其中亦包括了對學生運動的看法。圍繞著“黃金年代中，學生為甚麼往往會選擇左派激進道路”的問題展開的論述中，作者列舉了性別、年齡、人數和社會關係等多個回答角度，同時亦點出學生運動的激情帶動著另外的因素。

通觀全書，我們顯然能注意到作者並沒有傾向於任何社會團體，至少不存在的極明顯的偏好。如果有，可能也只是對二十世紀的群眾抱有了極大的關注罷了：“一向缺乏活力的遲鈍黎民，到底是受甚麼刺激突然翻身採取行動——現代傳播科技，如電視、錄音機，使得即使最偏遠隔離之人，也難自外於世局衝擊——但是歸根結底，群眾蓄勢待發準備上陣的姿勢，才是決定一切的關鍵所在。”

然而引起我對學生團體注意的是這樣一段話：“而年輕人的心中，對戰後驚人的增長卻缺乏親身經歷輿漸入佳境的意識；他們心中的不滿，便毫無緩衝的餘地。新的世界，新的時代，是這些校園年輕男女經歷的全部，是他們所知道的一切。他們對現狀的想法和父母一輩截然相反，他們只覺得凡事都應該更美好更不同——即使他們自己並不知道怎樣去達到這個目的。”我相信除了第一句話難以有切身體會之外，其餘語言都能引起我們的共鳴——走過學生時代的作者顯然擁有一個完整的大學記憶，並極有可能是豐富多彩的。

從社會革命到各個年代、各個國度的學潮，當作者用娓娓的筆調分析著當時的世界形勢時，亦似乎在傳遞著這樣一個信息：他希望求知的少年們在充滿符合他們年齡的激情同時，亦能體會到更多的知識、哲理、思維，並找到屬於他們的道路。

三、對中國的態度

作者在第十六章重筆描繪七十年代中國前，一直都沒有詳細的介紹這個我們身處的國度，原因亦很明顯——那個之前的中國似乎不太出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亦不曾在前文花如此大的手筆集中介紹一個年代的一個國家，後文也未再有。特別是當這種帶著樂觀的揣測性描繪同前後文“社會主義的失勢”中各國的狀況進行比較後，處於作者筆下“天崩地裂”時代的中國，似乎有那麼些許與眾不同。

從1914至1991，作者看到的是一個激盪輿繁榮並進的偉大時代，“它激起了人類最偉大的想像，同時也摧毀了所有美好的幻想”，而這個時代的結尾卻不那麼令人安寧：“進入第三個千年的世界，顯而易見，必將仍是一個充滿了暴力政治輿激烈政治劇變的人間。唯一不能確定的是，我們不知道這一股亂流，將把人類引向何處。”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冷戰的人類仍未學會在愈來愈狹小的地球上和平共存，不平衡始終都是全球發展的主旋律，而且在將來的將來也不可能解決——因為強大的競爭機制釋放著人類愈來愈巨大的慾望。作者對未來的擔心完全可以從他對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態度中看出：“然而有一事絕對無可否認，一個建立在以無限牟利為目的，並以彼此競爭輿全球性自由市場為手段的經濟事業之上的世界經濟，勢必輿經濟增長和生態平衡的理念不諧調。從環保的角度而言，如果人類還想要有未來，危機二十年的資本主義就將沒有前途”、“共產主義也屬於一種工具式的信仰：‘目前’之所以有價值，完全在於它是達到尚不明確的‘未來’的手段”。作者認為，人類勢必需要建立一種新的生存體制——輿以往、現存的任何一種都不全然相同——才能更好的在第三個千年中生存下去，堅持資本主義或是共產主義只會重蹈那些崩潰的覆輙。對於尚未找到最好方式的當下人而言，作者不遺餘力得讚賞了那些腳踏實地的政治家，如納扎兒巴耶夫——“生存之道，甚至邁向成功之道，其主要成份，恐怕不多在動機的善良，卻在現實主義的堅定行動吧。”樂觀地看，作者的這種期待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已得到了廣泛的認同，特別是在中國。

我有理由認為，作者已提前看到中國的這種趨勢並對中國在未來世界中的位置加以肯定，不僅僅是因為近兩節的筆墨和上述的實用主義認同。

作者很仔細地分析了蘇聯的問題——很多亦是中國的問題，二十世紀後期第二世界面對的最重大的挑戰是“開放”和“重建”的矛盾，無疑這極難解決。蘇聯沒有成功的解決，中國則正在努力解決。有這樣几句關鍵性的話：“在蘇聯日趨成為一個複雜得工業化輿都市化社會之際，那些擔任實際生產、分銷及民生任務的事務中堅，對於高高在上的政務官及純粹黨的官員，顯然愈來愈離心離德”、“蘇維埃的制度及運作方法，基本上是軍事性的，軍隊民主化，並不能改進它們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這個軍事化的系統，那麼在動手毀掉之前，就應該仔細籌劃，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統建立起來，否則改革非但不能帶來重見，反而導致崩潰。……開放，意味著引進——或重新引進——一個建立於法治輿公民自由之上的憲政民主體制。背後的涵義，便是黨輿政的分離，並加大***的作用，由黨還政於國家。如此一來，自然導致一黨專政系統的結束，黨所扮演的領導角色從此告終”、“最後終將造成崩離的裂縫，其實早已經在那裡了：一邊是聯邦制度之下的地方自主權力系統，一邊則是擁有自主動力的經濟體系”。

極端的年代是以蘇聯在問題前倒下結尾的，今天我們看到它帶來的激盪至今仍在延續，俄羅斯花了近二十年才在蘇聯的故土上重新崛起，儘管強大的看起來並不那麼實在而且還帶著舊有的集權色彩——這點和我們身處的國度極為相似。相對於分析已故蘇聯的問題，作者對中國更多的是一種模糊的肯定：“但是中國固然在時間上有著落後，這一點卻不能完全解釋兩國在“重建”效果上的顯著對比。至於中國人依然小心翼翼，保持著他們中央號令體制原狀不變，也並非造成兩個差異的全部原因，遠東的文化傳統，到底對中國人有何幫助？能夠在無論哪一種社會之下，都對經濟發展產生動力？這個問題，就得留待21世紀得史學家去探索了。”若聯繫作者對未來的不確定態度，中國的位置便顯得特別——要知道作者可未對資本主義或其他任何體制產生不確定的疑問。更大膽的說，作者認為他希冀的新體制，會極有可能先在中國出現——一個符合中國悠久傳統的、在“民享”“民有”和“民治”中達到了完善平衡的政治架構。

當然，作者也看到了中國人的那種心態：“ 更重要的是，在兩千年中華帝國歲月的絕大多數時間里，並在絕大多數關心天下事的中國人心目當中，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典範。……當然，中國歷史的千年不墜，共產黨受惠良多。因為在這延綿不斷的悠久時光當中，中國老百姓學會了如何對應“天命”而生的政權統治；而那些當政主事之人，也嫻熟了治理之道。……而共產主義，也將在中國成為民族性的意識思維。……因為對於多數中國人而言，這場革命，主要也是一場“復歸”：回歸和平秩序輿福利安康，重返襲自唐代的***制度，恢復偉大帝國輿文明的舊觀。”若在接下來的歲月中這種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態得不到徹底改變——似乎百年來的恥辱只是掩藏了千年的自大，它無疑會加重作者的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