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讀書報告》

【簡 述】本文以“權利世界中的理學家”為題，由此展開對思想史外朱熹的介紹。但并不以朱熹的生平故事為記敘對象，而是希望從描繪他所身處的時代背景同政治文化特征入手去解釋朱熹的時代意義。文章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背景」、「理想」、「現實」、「歷史」每一部分都以一些特定的關鍵詞作為展開論述的軸心。文章中的許多觀點借鑒自余英時先生的論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這些論點一般基于一種客觀的宏觀建構之上，并無絕對的意味，而且所取的定義往往是現象的描述。我的理念是讀一個人物，必然要先將其置于他的時代環境之中，再具體而微地分析他的個性特點以及產生的過程和原因。所以讀在權力世界中的朱熹，除了分析他所在的政治環境，更重要的應該是當時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觀念。

一、 背景——宋代的儒學與理學家

余英時先生在其著作中用浩瀚豐富的史料闡述過宋一朝儒學的發展，本人理解的大意如下：

宋朝結束了五代以來天下紛亂民不聊生的局面，然而新生的王朝并無所依。太祖太宗的定制并沒有依靠前代的統治力量，亦絕不信與他們同出一源的軍事集團，于是被時局壓抑許久的士大夫們開始繼續得到統治者的寵愛，這一依賴亦延續了數個世紀。

士大夫階級的興起，不僅與皇權的厚愛、統治的需要密不可分，還同社會意識密不可分。民眾在經歷了流離失所戰火紛飛的生活后，無不向往安寧統治，曾經的文人統治成為全社會的目標。五胡亂華和宋建國是對社會統治層面的一次徹底革命，掌權的已不再是士家大族，趙家創立的相對公平科舉使官員們大眾化平等化。因此有宋一代，士大夫的政治意識比中國歷朝各代更主體化，那些來自社會低層、奮斗上升的官吏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至今為人津津樂道。

宋代儒學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復興。在經歷長久的沉寂之后，儒學重新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并從此成定制，影響中國千年乃至永久。為了避免將文章過于學術化，我將從簡介紹，對于細致的歷史定義，暫不追究，重點放在闡述宏觀的構建上。

宋朝儒學的發展可分三個階段。

其一，為「經學」發展的階段。就像種田必須先耕耘播種一樣，宋初的儒學大家們正是在我們看來枯燥無聊的注經過程中為后來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此時的儒學發展，已經慢慢同士大夫一樣融入政治；

其二，可以稱為「王安石時代」。宋初的儒學發展，為此時的士大夫建立了這樣一種構想：宋要「回向三代」，成為超越漢唐的偉大朝代。所謂三代，是指遠古堯舜禹時期理想的有道社會。這種思潮同「以天下為己任」結合起來，使得一些士大夫們成為中國歷史上非常特別的一類官吏——他們富于進取，有治理天下的責任和決心，這種不同于現實但不超乎現實的意念使他們重視理想而不是現實利益，一如王安石。然而這種局面在「熙寧變法」的失敗過程中逐步粉碎。

其三，朱熹領銜的「后王安石時代」。這時代的理學家們出于儒家但不同于此時代的儒家，他們更重于「內圣」而不是「外王」，因為「熙寧變法」的失敗讓他們意識到政治的斗爭紛繁似乎是因為「內圣」根基不足只有奠基了深厚的「道學」內圣思想才能更好的進行政治變革。宋朝的政治也在這種思想變化同「國是」問題的紛爭中由北宋步入南宋，理學家們的「得君行道」理想也慢慢在皇權的變更、保守官僚集團的壓迫、權力斗陣的交錯中變得不切實，慶元二年的黨錮，六年朱熹的逝世，幾乎將理學家們徹底擊碎。

縱觀這個階段，理學家身上那個王安石的影子始終揮散不去。盡管「熙寧變法」以失敗終場，但神宗與王安石此一番遇合卻始終在鼓舞著南宋的理學家們，他們總是自信「道」已在手，只要有機會便可再回復王安石當年「繞塔說相論」的情景。所以雖然他們仍舊評斥王安石的學說，但神宗時代留下的政治文化在這個時代以至南宋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甚至從正面而言，理學家們從事的事業正是王安石未竟之事，只是這種理想主義蒙上了一層憂慮的紗布，但對政治主題的原則、風格始終堅持未變：他們是政治主題，他們只能本著所堅持的原則和皇帝「共治天下」，而不能為了爵祿之故，如仆從般聽命于皇帝。這種打破「士賤君肆」的成局始終是宋代儒家的一個最重要目標，而且在一定時期內，曾經一定程度被實現。但是從反面將，神宗時期的「國是」之爭、「黨爭」也延續了下來。終其一生，朱熹都在深受著他們的困擾，從淳熙十年到逝世的孝、光、寧三朝中，他始終處于一波接一波的「黨爭」風暴中；「國是」之爭不僅使朱熹之父朱松被秦檜所逐，而且還定了朱熹「偽邪之徒」的罪狀。由此可見，雖然第三階段相對第二階段有一些變異，但它們之間的延續遠大于斷裂。王安石的「君臣遇合」對后來理學家們的誘惑，使得這個時代，完全可以理解為「后王安石時代」。

而朱熹，正式這個時代的標志人物，他不僅是學術思想史上的大家，更是一個參與政治并抱負遠大的士大夫官員。朱熹登第于高宗末期紹興十八年（1148AD），莁仕于二十一年，正式的政治活動始于孝宗即位之初的應詔上封事（紹興三十二年），并結束以寧宗慶元二年十二月（1197AD）。這半個世紀，正式以理學家為主題的士大夫努力推動政治改革的時代。之所以稱為「理學」、「理學家」，一來以免使用原來的名稱「道學」、「道學家」在政治上引起誤解；二來「理學」指「內圣之學」，與朱熹、陸九淵等的學說相符，而它們正是此詞的創用者和象征者。

雖然朱熹與陸九淵在學術上有矛盾，但在政治理想上，他們與其他理學大家們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這點可以在朱、陸、呂、張四人私下來往的書信中看出。其他表現，如朱熹對「登對」的重視、陸九淵等待「論對」的事件等，這些毋庸置疑地反映出他們對「得君行道」、「君臣遇合」的向往，和他們從心底發出的高尚政治理想，最終這種源自時代的特性造就了朱熹等人。

二、 理想的特點——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意識

在我們的印像中，朱熹往往只是一個在儒學上有極大成就的思想家，與政治似乎毫無干系，這顯然是不正確的。或許有人會問，為什么一個這樣的學術家，會愿意去參與政治活動？以及為什么他如此重視政治的活動？按正常的邏輯思維，致力于精神世界發展的人一般不會在現實世界投入太多經歷并得到結果。可為什么這樣一個學問人又同時隱然是政治黨派的領袖？這些該如何解釋？

的確，在朱熹的生命中，有一段時間心灰意冷，致力于著書立說，甚至在他一生的絕大多數時間內，他都在思考，思考著那些來自經文和現實的詞句。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應該是「內圣」與「外王」的思考，這個答案決定著他的為人處世的觀念。前文提到過，的確在通常的思維中，理學家們會因為專情于「內圣之學」的建立，而對實際政治抱一種可有可無可進可離的態度。就宋代而言，南宋理學的興盛也似乎標志著一種內向的發展趨勢。「熙寧變法」的失敗為這種狀態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我國儒家思想一向信奉「反求諸己」，因為「外王」的失敗要歸咎于「內圣」不足，與其「臨淵羨魚」，還不如「退而結網」，所以南宋很多理學家致力于投身學術和教育工作，這也是常理之內。但是矛盾的是，在一些理學家「退而結網」的時候，有大批理學家在孝、光、寧三朝的權力世界中異常活躍。在此，余英時先生舉例介紹了理學家們的政治活動，并做一定的解釋：南宋理學家之所以呈現出兩種互相矛盾的歷史形象，其終極根源在於「內圣」與「外王」之間存在一種天生的緊張關系。從個人方面講，理學家或偏于「內圣」取向，或偏于「外王」取向，這是無可避免的。「內圣」與「外王」可以很容易從邏輯上講成「一以貫之」，但在理學家的生活中卻背道而馳：生活和邏輯往往不一致。以群體而言，「內圣」和「外王」確是兩個不可同時加以肯定的價值。

那到底朱熹是偏向哪個？為什么這個「內圣」取向的理學家在「外王」上活躍呢？我們可以先看理學家們對王安石的批評：

“荊公學之所以差著，以其見道理不透徹。”

——朱熹《語類》卷一三零

“荊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

——陸九淵《全集》卷一三

此時的諸大師們眾口一辭地批評王安石的不足之處在「內圣」方面，由此可以很清楚地推出，南宋理學在政治文化上已經完全替代了北宋的經學，而且它們的目的在成就個人的「內圣」，但「內圣」的最重要的集體功用仍然是為了實現「外王」的事業，比如重建合理的政治、社會秩序，而不是孟子所謂的「獨善其身」。或許這就盡管是朱熹在「性理之說」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時念念不忘「回向三代」的理想并付諸實際的原因。

這個隨古文運動興起的「回向三代」傾向，則可以說是宋代政治文化的開端。宋初特別是仁宗一朝間，一些著名的古文運動發起者如石介、尹沫、歐陽修等人，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超越漢、唐，復歸「三代」的明顯傾向，這種托古改制的思潮慢慢在士大夫階級廣泛傳播。經過七八十年的醞釀后，不少士大夫在這種「三代」理想的號召下提出對文化、政治和社會進行大規模改革的要求，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無疑是最好的代表。而且相信這種思潮正是神宗「熙寧變法」的思想背景之一，并影響了宋一朝士大夫的政治理念，朱熹也不例外。

另一個宋代士大夫在政治文化上的特征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如果一個人能夠經歷中國各朝各代的官場，他會發現在宋代為官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感覺，竟然能夠以一種同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意識任職，當然是在宋代較為開明的時期。如果硬要與西方的政治體制比較，宋代一定程度上已有君主立憲制的雛形。對「以天下為己任」做一個簡略的追溯，能發現這個源起唐、宋社會變遷而終于儒家理想的再出發，是為了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取得一種適當的平衡。何以宋代出現許多「鄉約」、「義莊」，以及中央的革新活動如「熙寧變法」等，都可以解釋為其背后有一種精神在推動。這種精神的源頭，又可以解釋為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提高、以政治社會的主體自居，有高度的責任意識。而這些現象又是源自五代的紛亂，宋的開國。每件事都可以找到相應的起因，甚至相應的結果，在這些周而復始的過程中，當理想同現實結合在一起，歷史彰顯出它的鑒戒意義。

如果宋太祖宋太宗重視士大夫以致影響宋朝士的地位，那王安石的變法無疑也給后來壯志雄心的理學家們樹立了一個「得君行道」的典范。所謂「得君行道」，源出《孟子·公孫丑上》「管仲得君，如彼其專」、「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意為有能之士借君王以行道治天下。但孔、孟都是失敗的先例，宋代只有王安石得到第一次試驗的機會。「熙寧變法」盡管失敗，但他的際遇一直鼓舞著南宋的理學家們，比如朱熹。對理學家而言，此時的「得君行道」是一群人的事，而且與戰國、秦、漢間的游士宦官「干君」不同。至于為什么一定要選擇君王為對象，則是因為皇帝是當時的權源，政治的發動機，任何改革都必須從他開始。思想家朱熹選擇了由「內圣」轉向「外王」以兼濟天下，對他而言，滿腹學識只投入與著書立說與教化育人是遠遠不夠的，用他獨特的才能去治理天下，將他的理念貫徹朝中，或許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向往王安石能夠同神宗「君臣遇合」，孝宗在一開始表現的開明進取讓他和他的理學家伙伴們看到了希望，實現理學理想的機會擺在眼前，「得君行道」越來越引人注目。當然，他不愿同「群小嘲笑」為伍，這就是他堅辭不就秘書郎(淳熙三年)的原因之一。

三、 現實——宋代的權力斗爭

宋代的「黨爭」與漢、唐、明都有所不同，此時的斗爭主要源自士大夫內部的爭斗，而無太多宦臣的影子。這里的宦臣指代表皇權的特殊勢力如宦官、外戚等。而對士大夫而言，思想和觀念的分歧是形成朋黨斗爭的重要因素。

宋代「黨爭」的階段大致可以分兩部分。其一是北宋，最初的黨爭起於士大夫不同組合之間的內在分歧，這些組合可以是觀念、地域，此時的紛爭與宦官集團無任何關系，也不含有與皇權相對抗的意味。這種狀態直到熙寧變法時才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對「國是」的法度化爭論引起新形態的黨爭，并一直持續到南宋高宗的狀態才有所改變。第二階段便是朱熹階段，始于孝宗后期，終于慶元黨禁。我將在最后一部分闡述。

從「國是」說起，此詞現在也有所用，大意指一國的政策方針，對宋朝而言，又尤為重要。神宗在「熙寧變法」時參考王安石意見立下「國是」，為宋后來的帝王開下了先例——一旦制訂了國是，便相當于制訂了皇帝與士大夫之間必須共同遵守的契約。「國是」在經歷了宋各代皇帝的肯定后，成為定制，為君權同相權之間的關系界定和準則同合法性，并在后世清晰地表現了出來。北宋的「國是」之爭圍繞著「紹述」同「元佑」，或者說是改革與保守之間的爭斗。此時的「國是」之爭便以反映出一個特點：在宋一朝，知識層面上的政見不合往往被援入「國是」一說，于是成為道義上的罪惡，站在皇權一側便能夠利用此點輕易地鏟除異己，宰相也因此能夠逐漸權傾天下，如秦檜、蔡京等，特別是蔡京用正邪定士大夫的成分，算是駭人聽聞。

南宋則是李綱先提出「國是」一說，但此時已與北宋大不相同。首先是對君權的加強肯定，雖然王安石得到眾人的尊敬，但「共治天下」的觀念，已一去不返。而且此間的國是，在于和、戰、守三個政策之間。據說高宗同秦檜私自定「和」為國是后，遭到眾人反對，但抗議無濟于事。高宗末年，金主亮來犯，和局破。高宗禪位孝宗后，孝宗一度持銳意進取態度，啟用張浚抗擊進軍，但敗北告終，孝宗旋即只得繼續傾向于「和」。此時的「國是」，已成為「劫制士大夫不齊之口」的武器，朱熹對此做了客觀而冷靜的批評：

“自熙寧以來，因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麗為小人排格，指為組壞法度知人，不可復用”

——《續長篇》卷二九二

然而慶元四年，「已酉，詔禁偽學」，朱熹亦遭遇此問題。

四、 歷史——權力世界中的朱熹

何以朱熹也遭遇了「國是」，何以朱熹被冠以「偽學」一名，或許這些是因為朱熹出眾的思想，但這中他的理學理想主義絕不是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權力世界的現實。

朱熹身處孝、光、寧三朝，孝宗無疑是一位有上進心的皇帝，其他兩位卻不怎樣了。孝宗即位時便銳意進取，欲改變宋衰弱的局面，可一場戰爭的失敗和一個太上皇便壓抑住了他。余英時先生在其著作中用極豐富的資料論述了這些，以及孝宗末期欲進行大變動的行為。一切都說明了朱熹、陸九淵等理學家將「得君行道」的希望寄托在孝宗身上是有根據的。皇權畢竟是政治的中心，一切權力的發起點，不依托皇權的斗爭，無法得到勝利。而那些光宗、寧宗的無知近侍們，最終竟簡簡單單地打敗了理學家們。

同中國歷代的政治局面一樣，朱熹時代的官僚集團此時早已養成惰性，這些安于現狀的職業官僚型士大夫樂于維持既得利益，反對「道學」似乎已成為他們的工作，其規模之大據考已顯然成為黨爭。對于他們，朱熹有生動的描寫：

“今世士大夫惟以茍且逐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的分明，便做官不得”

——《朱子語類》卷一零八

淳熙年間黨爭的兩極化發揮至極致，壁壘的分野也在這個時代越來越表面化，朱熹在政治上的進退已成為雙方爭執的一個主要信號。朝廷上一派士大夫極力要把朱熹引進權力的中心，另一派卻使盡一切手段將其排拒于外。宰相王淮（據論與高宗的支持有關，在淳熙年間任職七年，為任時最長的宰相）集團與林栗反「道學」的兩次高潮皆發生在此。但這些只是開端，慶元初年的黨禁才徹底標志了官僚集團的勝利。

朱熹以及「道學」型士大夫則是北宋新儒學的直接繼承者他們不但繼續關心「治道」而且依然年年不忘重建理想的秩序。不過處于「后王安石時代」，又處于偏安一隅的局面，他們所爭取的已不是如何變法制以「回向三代」，而是怎樣先整頓好內部，然后在進而圖「恢復」問題。他們不肯茍且安于現狀，雖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之下，仍力求有所作為。但是這種要求，在官僚集團掌握皇極的力量時，如何能夠實現？

淳熙年至慶元年內發生的種種：孝宗的內禪，皇權的改變；王黨官僚集團的繼續活躍，與光宗內侍的勾結；周必大、詹體仁等的下臺；……最終使這傳世的理學家告別權力世界。

也正如余英時先生在書內所說，理想與現實的交匯，融合成了歷史。

【參考書籍】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余英時著，臺北允晨叢刊（民國九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