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帝国《讀書報告》

我想，全書最大的特色是，Hansen用其外國學者的筆調給我們描繪著別樹風格的中國社會文化史。她不認為政治是歷史進程中唯一的主導因素，沒有傳統史家過分關注政治的色彩，當她將那些宗教性的、文化性的、經濟性的、社會性的史料擺在讀者們面前時，普通的人們不禁驚呼──天哪，原來是這樣！原來中國歷史並不僅僅是帝王將相的勾心鬥角、政權朝代的輪番更替，所謂的封閉和落後也不適用於全部的中國歷史，那些異族的入侵所帶來的東西似乎仍值得深思⋯⋯！

的確，《開放的帝國》一書結合了眾多史家的觀點、最新的考古資料，使其看起來與眾不同，視角新穎。Hansen是一個值得令人欽佩的學者，她的著作顯示著她高闊的視野、廣泛的閱覽和精細的引用，以及大膽的推測。不過話說回來，對於我們以歷史學為專業的人士來說，就算學識淺薄眼界不深，但也該為“驚呼”打上幾個問號才對──天哪，她說的到底是怎麼回事？

“打破中國歷史的傳統模式 ”──？

Hansen在序言的中提到著書的目的時首先說：“本書打破中國歷史的傳統模式”。從書的內容看，她很顯然 如大部分西方史學家一樣，延續著年鑒派或是社會科學史的優良傳統，擅於用總體的眼光描繪著她所注意到的中國歷史。雖然她也敘述著中國的王朝歷史，但更著重於對日常生活產生更大影響的其它趨勢，如民間信仰的變化、婦女角色的演變和民族的問題。而且她用各類的考古資料、文字著述和圖像資料生動地展現中國歷史中的顯著變化，這一切都在試圖給大家一種新的理解：1600前的中國是並不封閉的。

對於今天的讀者們而言，這些顯然都很有意義：政治不能也不該主導社會，封閉不會給社會帶來太大的生機，大一統不如想像中完滿⋯⋯我當然不想否定這些，只希望善意地給讀者們一點提醒──中國歷史的傳統模式早就被打得千瘡百孔了，Hansen甚至不是第一波下手的人。

我們將“社會史”認為是有別於傳統歷史模式的標準，這算是一個簡單的習慣。記得在20世紀初的時候，中國學者就展開過社會史大論戰，對這方面的問題進行過深入的分析，產生過很多著作。如梁啓超的《新史學》、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尚秉和《历代风俗事物考》、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八十年代後，不僅港台學者的研究仍在繼續，大陸學者也逐漸重新開始關注社會史的研究。

就以Hansen女士關注的民間信仰問題為例。儘管她對南宋民間宗教信仰有特別的研究，並著有《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1999）。但奠定民間信仰研究基石的切實是中國學者們，如顾颉刚先生曾做的民俗研究，费孝通先生所著的《江村经济》，许地山先生著有過《扶箕迷信底研究》，還有近來趙世瑜等對廟會的研究，等等等等。客觀的說，從民間信仰角度研究中國古代國家同社會的關係，探尋中國社會發展的淺規則，對中國學者來說早已不是新聞。

同樣，中國學者也未只停留在政治史、財政史、制度史的層面上研究中國歷史，當我們細閱民國時期以來的中國史學研究，會發現驚人的成果──從宗族、婚姻、家庭、婦女問題方面的，到衣飾、飲食、房居、交通，以及士農工商階層、秘密會社、民間信仰、節慶研究等。中國的社會文化史不乏研究者，遺憾的是缺乏關注者。從這方面說，Hansen女士恰恰是一個優秀的關注者。作為一個外國漢學家，她吸收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並借鑑最新的考古成果，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歷史。

“視角新穎”──？

若Hansen女士並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那“視角新穎”對我們而言也失去意義，只能給不了解歷史的人新奇感罷了。有趣的是，我們在閱讀英文原文書籍以及中文譯本時，仍能產生一些新的感覺──不過我更傾向於用“陌生”去形容它。一方面，是本人的知識量有限，難以跟上論證的步伐；另一方面，恐怕是出於本人觀念的落後，Hansen女士的描繪多少有些令傳統的中國人汗顏。

以第七章婚姻圖一 的解釋為例，有一段描寫說到：“他們身後牆上的字看似書法作品，而實際上是一些胡亂塗寫中夾雜著幾個真正的字，以模糊真正的書法。”對一幅墓室的肖像壁畫而言，這樣的評斷並無不妥，但是我更願意這樣理解 ：“那後面是一幅草書作品！”同樣，她還這樣評價到：“畫中有貓，沒有小孩，這說明他們沒有子女 。”我不想評判現代心理分析技術的優劣，但事實上，中國人似乎沒有將活著的子孫添入墓室壁畫的習慣，誰知道那樣是對死人還是活人的大不敬。Hansen女士的這種推測顯然過於大膽，幾近超過了中國人的心理界線。

在性問題方面，她也有其獨到見解。她恐怕是第一個將李清照的詩同“性”暗示 結合起來的學者，不僅如此，她引用了其它學者的解釋 指出鶯鶯和張生的編劇語言有另一層含義──晦澀的***小說。這真是在挑動現代中國人的神經。甚至在第五章的時候，她還提到“歷史學家傳統地認為──她（楊貴妃）和胡人將領的糾葛印發了中國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戰爭之一 。”幸而這糾葛最後沒有演變為不正當的男女關係，中國傳統的歷史學家也沒有繼續被傻下去 。更有趣的是，她理直氣壯地提到有詩 記載楊貴妃是被馬踐踏而死的。我們無可奈何，因為《長恨歌》中的“宛轉娥眉馬前死”不知道怎麼被譯成了“Till under their horses’ hoofs they might trample those moth-eyebrows…”。於是，照國人的邏輯，這又是一個無法接受的觀點。

當然，她的視角不全是此類，除少數的“不合時宜”之外──請允許我這麼認為──大部分的引證極具魅力。在第九章“蒙古的統治”中，Hansen通過引用趙孟頫的《二羊圖》 來表現異族統治下漢族名士的心態。她也似乎想用這種心態上的雙重性來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大一統的、封閉的、單一的國度，像是自得其樂的賦閒綿羊，分裂的、開放的、雜糅的國度，則像活潑快樂的山羊。這些話，中國漢族政權的史家不好說，當歷史借用外國人的筆將其展現出來時，總顯得那麼地有道理。

的確，從第八章開始，Hansen就著手描繪那些与漢族迥異卻征服著中原的北方異族──契丹、女真和黨項，還有後來的蒙古。同第二部分“面向西方”中中華文明吸收佛教文明一樣，“面向北方”時期中原的土地上在融合著由各種族群發展而來的各色文化，這些並最終影響著中國文明。其中最直接的莫過於元朝 ，不論是行省的劃分、科舉的選目，還是不知覺中開創的士紳社會、失去信用而退出流通的紙幣，被漢族人批判地體無完膚的蒙古征服者，他們的遺產事實上影響深遠。

尾聲

Hansen以1600年（明萬曆二十八年）為“開放的帝國”的時間界限應該只是一個大致的劃分，一來萬曆朝是明代的轉折點，而明代一定程度上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轉折點；二來1600年後歐洲開始進入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与中國的差距逐漸拉大。

Hansen想指出的重點是，中國歷史上產生思想家、藝術創造活躍以及經濟迅猛增長的年代都在這個時間段之前 ：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的百家爭鳴，公元2世紀到10世紀的絲綢之路，還有公元800年以後和宋朝統治時期產生的第一次商業革命時代。這些中國歷史上非凡的歲月都有這共同的特徵：中國沒有統一和中國人向外國商人、商品、思想開放。同時，她還將中國的明清与同時期的歐洲進行對比，認為是沈重的人口負擔和缺乏競爭刺激導致中國在中央集權統治下逐步落後於西方。這確實是有參考性的分析，但我想需要深入分析的應該遠不止這麼幾點。

全書的主旨幾乎可以用她的最後一句話來揭示：“All the observers⋯⋯bemoaned the lack of unity and wished for a ruler strong enough to unite the empire. They do not seem to have realized how much vitality resulted from the disunity from the fighting and from the ensuing chaos.”

這是非傳統漢族主義的、具有世界眼光的史觀，一般認為西方史家比中國史家強的內涵恐怕也就在此。但當真要透透徹徹來分析中國歷史的話，我想還是老話說得好：“強龍不壓地頭蛇。”有些問題還是要中國人親自研究，方才體悟的深吧。隨隨便便地舉個例子，錢穆先生就在其《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指出，中國政治趨向封閉很大程度上是明清統治階層的私心過重導致的。這又何嘗不是一個有現實借鑑意義的好觀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