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流氓无产阶级的统治及超越阶级的可能性》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马克思也坦诚这本书“是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598，以下引用此书只标注页码]，但是1948年到1852年，这短短的三、四年中法国的变化太剧烈也太琐碎，以至于“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恩格斯语，见恩格斯写的第三版序言）[P601]，当然除了马克思。

法国自然有其特殊的属性，“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P601]。由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钥匙“更显得弥足珍贵：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P602]。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下，明确而有效地解释了每个人、每个团体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历史行动背后的（经济的）动机，这是一种异常犀利的解释社会现象，尤其是社会巨变的分析方法。马克思的辛辣的语言风格和深厚的古典素养更把这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描绘的栩栩如生而又激情澎湃。

但是，正如我开头所说的，这一段历史，特别是在马克思阶级分析的视角下，并不复杂。马克思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变有着极为精准的概括：革命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马克思认为，自从二月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而其统治是以对其他阶级的压迫为依托的，在其他阶级的利益诉求与其冲突时，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撕去了温情脉脉的立法的、人道的面纱，抛弃了曾经的共和的原则（同时也抛弃了固执于这些理想的共和派）以国家暴力的反革命的方式破坏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两次起义。但是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下，债务和税收剥削着人数众多的小农，小农出于对拿破仑时代的怀念推举波拿巴作为其代表，而更重要的是，其他阶级从拿破仑的名字中看到了极不同的意义，出于其自身阶级斗争的考量（特别是从各自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出发），“其他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阶级的选举胜利”[马克思，1848年至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P429]，最终，波拿巴这个“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头子，从当选总统到架空议会再到复辟称帝，一步步地获得了最高权力。

简单地说，这就像是一场赛马。各位参赛选手在共同推翻路易-菲利普王朝获得出线权之后，就晋级到这场规则异常简单的比赛中：落后就要被统治；而为了领先，为了获得领导权，可以不择手段。曾经的战友情被甩到一边；无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的选手先后试图夺权，却在团结一心的秩序党马队阻击一一败下阵来。但是，荣耀只能落在一人肩上，最后的胜者是在另外两匹有着皇朝血统的队友掩护下杀出重围的，并无情地利用队友打压敌人的伎俩打压了队友，而最终王座的奖杯就颁给了这“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的骑手——波拿巴。

我们应该向马克思致以最高的敬意。马克思准确地分析了波拿巴所代表的历史趋向，《雾月十八》基于1852年2月为止的材料预见了1852年12月的第二帝国的复辟，这足以说明恩格斯所称赞的马克思“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卓越的理解”[P601]。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于波拿巴及其帝国的未来的看法并不准确。而我认为，这绝不是阶级分析方法本身的问题，而在于阶级分析方法是否真正地根据具体的现实而具体地应用。

马克思先后对于共和派、民主派、秩序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进行了阶级分析，但是对于波拿巴真正代表的流氓无产阶级却只是略为一提（农民选择波拿巴只是因为波拿巴象征了“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的纲领，并非波拿巴从阶级上代表了农民的利益）。流氓无产阶级作为与产业无产阶级相区别的一种无产阶级代表了什么样的未来？出于对于波拿巴的本能的厌恶，出于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执着的信念，马克思做出了波拿巴派只是历史的拙劣的翻版的结论，这暗示着波拿巴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一旦被揭穿（而这也是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反复引证试图得到的结论），波拿巴就会“被人民当做一团讨厌的废物全部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然而，波拿巴所代表的可能性恐怕将和旺多姆圆柱的命运一样难以捉摸：旺多姆广场上承载拿破仑一世立像的铜柱即使在巴黎公社时期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结尾预言的那样被拆毁了，资产阶级重新掌权的1875年又使之重建[注释263，P763]。

波拿巴不仅在与秩序党的国民议会的斗争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充分利用了一切形势（马克思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是一切形势利用了波拿巴），实现了复辟称帝，也最终实现了自己及其所代表的流氓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其在位时间长达19年，一直到最后普法战争的失败才重新引发了各阶级对于国家政权的争夺，而在这长达19年的过程中，法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发展，正是在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中整个法国才完成了工业革命，正是在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中整个法国才完成了工业革命，也和英国共同发动了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导演了火烧圆明园的惨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拿破仑三世重现了帝国的光辉。尽管波拿巴的统治缺乏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统治没有合理性。综合波拿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表现，大部分的历史学家认为可以从经济上的建树为他在政治上的遗憾***[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拿破仑三世]。

这样就不能不引人深思，流氓无产阶级的本性是什么？他们代表了什么的未来？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对流氓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曾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P262，P254] 然而，流氓无产阶级由于其来源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是难以定性的。他们的经济基础便在于他们没有固定的资产和固定职业，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往往集中了庸俗的利己主义和平民精神。由此，流氓无产者们为了生存非常看重眼前的利益，而他们的阶级本性使得他们在渴望财富的同时却反对资本，进而有强烈的夺权心理。基于马克思的论断，目前对流氓无产阶级为数不多的分析中几乎全为批判之词，但是，波拿巴与拿破仑，或者说拿破仑三世与拿破仑一世，代表着不同的两种阶级，如果说拿破仑一世的帝制建基在小农的土地之上，而波拿巴的权威仅仅服从于流氓无产阶级的同伙，因而也就执行了与之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

1.流氓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

流氓无产阶级没有获得权力的时候易于被煽动，往往以“破坏一切”为最高旗帜。这也是主流观点对其批判的一个论断。由于缺乏生产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在出现社会不公正、两级严重之时，流氓无产阶级必然寄希望于对社会文明和经济秩序的破坏。但是，一旦他们像波拿巴那样获得了最高权力，事情就大不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其改变了依靠社会过活的本性（这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而在于维护社会文明和经济秩序已经变得对他们有利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当“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时，他就“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了。[P700]

所以，形象地说，流氓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脱离生产的特殊性质，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股东与企业的关系。流氓无产阶级需要社会的供养来维持，而他们也因此有动力去保持社会的稳定状态，甚至积极促进社会的发展。

2.流氓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使其统治必然具有反功能。

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贪婪和短视进行了大量的揭露，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对流氓无产阶级统治怀有如此强烈的敌视。

无可否认，波拿巴们的上台“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的舒服”[P700]。而在他们维护社会秩序、改善经济发展的种种政策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二月十日会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

这便是我所谓的反功能，而这种贪婪与短视，也在路易波拿巴狂妄地发动对普鲁士的战争后、随着第二帝国的覆灭一起谢幕。

然而，这种反功能是否是不可避免的？从波拿巴的统治以及第二帝国19年的历史中，我们能真正学习到什么？

3.流氓无产阶级的统治超越了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单向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完全从利己角度出发的波拿巴，却从没有停止“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的努力。波拿巴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却“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P700]。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整个第二帝国是建立在完全的普选权之上的，而波拿巴在任的十几年中，大力发展基础建设，支持公共工程，解决失业，保障了老年人及病弱人士的生活。实际上，波拿巴特别重视拉拢工人阶级，工人亦可享受假期、意外和老龄补贴，工人组织也获得合法地位。[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拿破仑三世]

我想，对这一充满了“矛盾的使命”、“***的矛盾的行动”的历史现象的解释，有必要引入国家自主性的概念。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提及了这一观点：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P651]

还是先讨论一下我们所熟悉的一个阶级超越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发展的路径吧。但是这是否真的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却很难判断。仅就《雾月十八》描写的这三、四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我认为，上述路径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应当明确的是，阶级本身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在《雾月十八》中，每一次阶级之所以能够形成阶级的团结的合力，往往是因为受到其他阶级的鲜明的威胁。一个阶级的形成实际上只是在和其他阶级的对立出现的，并且为又通过这种对立才能强化阶级的认同。而一旦这种外部的对立消失，内部的新的对立就会立刻产生。秩序党获得政权之后的明显的分裂足以证明这一点；而在波拿巴称帝之后，久久不能成真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融合在1853年迅速在奥地利实现，这又足可以从反面再次证明这一结论。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灭绝为代价？我反复强调我赞成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但是不幸的是，我认为阶级将永远伴随着我们。一旦无产阶级专政又如何？内部的分化依然是不可避免的吧，甚至极端地说，只要有区分，就一定有阶级。这或许是为什么马克思极少预言无产阶级的未来的原因之一吧。因为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会造成什么的局面，已经在近代的社会主义实验中有所体现：不管是召唤出曾经有(或者即使有也被夸大)的资产阶级的魅影还是无产阶级官僚体系内部的阶层化，很大程度上都是有意识地塑造阶级的认同——内在的合力必须有外在的压力才能形成（马克思反复论及的“形势”）。

所以重要的或许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超越阶级。而超越阶级的重要工具便在于实现国家的自主性。

在我看来，国家的自主性意味着一个凌驾于阶级之上的超越的行政权力。而波拿巴率领的流氓无产阶级从1852年开始已经完全与国家的官僚体系进行了合并。波拿巴创造了“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这个独特的（官僚）阶级与整个体系利益一致，也就给与了他们最大的保存现有制度的努力，即国家作为超越社会的独立存在，但其利益与社会的良性发展捆绑在一起，社会中各种势力的博弈以国家为最终裁决，而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收益。

事实上，粗略地看，历史上所有稳定存在的***都是具有超阶级眼光的。哪怕是原始的奴隶体系，也为了保证奴隶“不被用坏”，设计了一定保护奴隶的福利。那么，波拿巴所代表这种流氓无产阶级的统治有什么不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应当回到阶级分析的立场上去：流氓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而其他的阶级依靠对立的阶级过活。所以，我认为流氓无产阶级的统治代表了超越阶级可能性的原因即在于此。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如何规避其中的反功能，即如何保证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之上的存在而不侵害社会良性发展的空间？这将需要市民社会制衡国家权力的讨论，在此先按下不表。

战鼓声

2008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