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谨以纪念——学术的态度》

三天以前，确切地说是2008年12月27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退休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波士顿逝世，享年81岁。我看到这则新闻，谈不上什么特殊的感受，却想起了曾经翻看过的这本著述。

有些人是第一眼就可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甚至说他的一言一行，某种言论足以影响某人的一生。但是这类思想家的价值在我眼中却并不如其伟大，真正的经典应该是背道而驰的。某种意义上，亨廷顿就是我所谓的价值极大话的真实例子——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学术奖项无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些学说慢慢地被世人广泛但又勉强地接受。

十五年以前，《外交》季刊第一次发表了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后冷战世界的各种范式——如果不是文明还会是什么》两文，并藉此引发了学术界广泛而激烈的学术竞说，亨廷顿因此闻名于世。

亨廷顿其人，中国人大都知之不全，但对于“文明冲突论”这一语态组合，恐怕在中国大部分普通知识分子的概念中深入骨髓。九十年代末期《世界知识画报》《青年文摘》《世界博览》等期刊还做了不少专题性论证——严格来说，用“批判”一词形容更为合适。

实际上，关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争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声音就性质而言和在我国是不大一样的，这很能够理解，即便作为学者，各自站立的角度也不尽相同。能够让我们欣慰的是，起码我国学术界对于亨廷顿观点的反应足够敏感、及时，且后续延绵。

时至今日，在经历了一系列复杂冗长的论争之后，“文明冲突论”渐渐从一个学术命题，转变为基于国际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其实这个事实本身，就有不少的值得研究的话题。

刚才说了，“文明冲突论”在普通知识分子的层面中影响更大，这是因为这个逻辑和观点并不深奥艰晦。简单来说就是，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的政治生活。

他同时认为，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主要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亨廷顿明确指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有效的保证。

“文明冲突论”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亨廷顿认为，当前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的趋势，不同的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地共处，比方说冷战VS冷和平，而种族冲突将会普遍存在。他强调，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亨氏认为在美苏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框架由中华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组成），这其中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最可能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他甚至提出了一系列如何应对这两种文明可能引发的“冲突”的方法。

听起来桓贯了军事主义的味道。有这种感觉并不奇怪，亨廷顿刚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时候，其第一本书《士兵与国家》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当时有不少批评家指责这本书有浓烈的军国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的“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哈佛大学一些学生更是在亨廷顿的寓所门口涂上了“战争罪犯居住于此”的标语，更导致他被哈佛开除，转道哥伦比亚。

但是我始终觉得，看“文明冲突论”，首先应该绕过自身的“中华文明”的身份背景——当然我赞成我们的出发点可以从中国人的角度入手，但先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解读“文明冲突论”，则更有利于我们了解亨廷顿的核心主张。

分解亨廷顿其人，在政治思想上，他的两面性备受关注，美国人用一个精辟的语汇加以形容：“心属于自由主义，头脑却属于保守主义”。亨廷顿有“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之称，但他又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这很有意思。

在亨廷顿的早期著述中，曾详细阐释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定义。他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发激变。”

从这个角度说，国内的大部分批评“文明冲突论”的专家，并没有从本质上去认真解读亨廷顿思想的核心价值，这即便从“中华文明”的民族性拥护的立场，也无法维护他们的不负责任。当然，我也完全不想为“文明的冲突”范式做出正面的辩护，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一范式究竟是伪命题，还是会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内，被后来的新范式所超越。

亨廷顿说，“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起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其实“制度化”在西方世界哲学和政治领域根深蒂固，美国人拍摄《肖申克的救赎》，之所以唤起广泛共鸣，其基于“体制化”的宿命性阐释才是最最切中命脉的，否则这个故事在《基督山伯爵》原著面前根本一文不值。

在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员院长王缉思教授的几次面对面交流中（自2003-2004年起，王缉思被外界普遍称为***的首席外交智囊），亨廷顿坦诚地承认，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对美国国内“文明冲突”的担忧才是最深切的，而不是世界外交或者战争。王缉思回忆说，“亨廷顿说他自己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希望美国到处插手他国事务的扩张主义者。至于说到自己论述文明冲突的动机，他在1996年专著的中文版序言里说得很清楚‘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这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在面对中国的读者和知识分子时的一面之辞，因为亨廷顿在世界范围内的演讲中，无数次地提倡各个文明之间的共处、宽容、互不干涉，以及各个文明内部的道德、法律和秩序的重建，“文化是相对的，而道德是绝对的。”这是他的被广泛转述的名言。

不少中国的读者在说到这本著述的时候，通常的反应是，首先他们是以一个有着中华文明背景的普通读者，所以从根本上无法以美国政客的思维意识去理解“文明冲突论”，他们大都顺理成章又理直气壮地认为亨廷顿根本不了解中华文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即便他对某一项文化有着深入透彻的了解，也会在他的理论逻辑中有意地轻视文化性——这是有必要的。

但问题在于，多数中国读者很坦率地同意，假设他们可以从源于古西腊文明的欧洲文明的层面来看待这本书，那么他们就可以同意亨氏的很多观点，他们的理由是，“在中东地区和远东地区，无一例外地正在被文明的冲突折磨得痛苦呻吟。”而这正是亨氏定义的“文明间的断裂带”。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如果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来看待“文明冲突论”，又很难接受书中的大部分观点。他们认为亨廷顿的观点源于对不同文明之间缺乏沟通和认知，因此脉伸出的“美国式的，具备政治服务意识的观点”。西方的政治精英永远无法了解中国的古老文明，他们只是习惯于对其它文明的历史事件用西方的白人思维方式进行解读，包括亨廷顿在内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只不过有着模糊的一知半解。

好吧，我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在中国人看来，两百年的混乱不堪的自由至上的历史，是没有资格对那些超过千年历史的古文明指手画脚的。然而我又想提醒，起码在现今世界，国际上的大部分即成冲突中，文明的冲突是占据主导型地位的。这也是我们去看待“文明冲突论”的存在价值的根本性立场和必要性。

亨廷顿将儒家文化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需要警惕的文明，并认为中国文明将对世界构成挑战。在他的层面，这种观点无可否非。

其实这就是人们一直所说的立场问题，也是我开头提到的，应该绕过自身的“中华文明”的身份背景去解读这个观点——中国的形形***的“美国专家”的存在价值，不在于告诉中国人民，有他们这些人正在和美帝国主义抗衡着，日复一日在做着口舌之争，并告诉美国佬们，谁才更古老悠久，谁的标准才是真正的价值标准——事实上，他们的存在价值更大的立存于学习而不是争辩。

归结起来说，中国的批评家和政治家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批评，多集中在两点上。一是他们认为人类冲突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这也是马克思老爷爷告诉我们的。而亨廷顿所界定的“文明”，归根到底在于宗教，而宗教是什么？无非是利益的载体。所以大多数国内批评家用“利益冲突论”来相对应“文明冲突论”。还有一个批评，在于亨廷顿的著述中鼓吹的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反对各种文明的共存和相互间的对话。

对于第一种声音，目前尚有争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即便是在今日之世界，宗教的影响非但没有下降，相反在许多世界社会中，传统宗教的信仰始终呈上升趋势，“利益冲突论”根本无法解释恐怖主义的非理性行为。至于亨氏的所谓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大多数学者已经调转枪头，承认亨廷顿的理论核心在于“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改变或者整合其他传统文明，西方世界需要做的，是在各种文明的不断冲突中，找到一条最适宜调和，并藉此确定他的地位的途径。”

当然，也有中国学者（或者政治家？）强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实质就是为美国霸权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对于这一点，我不晓得该说什么，在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付出了无数血泪，终于认同了不能用文化作为抵制民主自由的借口的同时，又要去论证一个是否可以用政治来抵制学术自由的命题吗？

我在两年多以前读过这本书，但是体会得并不深刻，并很快将其束之高阁，坦率地说，我一半对这个观点不以为然，一半又对之似懂非懂。但是在亨廷顿逝世以后，我读了许多中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国关专家、历史学家对于他的著述的评价，这其中，王缉思老师和陈昌升老师关于亨氏观点的剖析最具玩味，如果有兴趣，建议可以找来看看。

在我个人看来，认为“随着当前中华传统文明的逐步回归，因为时代背景而造成的中华传统文明的断层必将逐渐逾合”的观点是过于乐观的，因为历史总在进行，时代赋予一个民族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当下是好的，历史也许会定义其为不好。因此用宿命论对待民族问题，或多或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历史态度。

美国人其实特别矛盾，他们的民众意识里的自由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因此大多数美国人对国际事务中的权力政治深恶痛绝。但是美国***在二战之后，又常以世界警察自居。亨廷顿抛出这个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他看来，“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民族主义，它不是通过宣称美国人民比其他人民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而是通过宣称美国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伟大来证明自己。”一句话说明了全部。

矛盾因此而来，在涉及保卫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美国的对外政策一定会受到和平主义的有力制约，而在涉及保卫人权的情况下又会出现一种贸然使用武力的倾向。结果就是号称自由主义者的美国人，今天要求国会消减军费，明天又要求他们出兵武力打击他国。

亨廷顿将美国的自由主义有僭越之势的危险看得透彻清晰，于是他想尽办法，希望实现美国的自由社会和***军方之间的微妙平衡，归结起来也无非“美国立场”四字而已。这个才是最实质的问题。然而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一流学者一样，政治立场的制约被无限放大，其鼓吹的自由主义之核心只不过是空中楼阁。

——“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什么，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理性和尊严。”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体系中，所谓人性的至高化都是乌托邦式的托词，亨廷顿的伟大之处在于跳出了学者的理想状态，将所有的论述核心放在一个论点上，即“文明冲突是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但同时，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最可靠的。”

人类思想往往就是这么脆弱而不靠谱，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世界学者批评了亨廷顿十年，然而在9•11发生以后，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又一边倒地转而重新审视他的理论，无数的新闻记者围拢到亨廷顿的身边，他们的内心依然觉得这位老教授的观点无法在世界领域站稳脚跟，但他们开始相信亨廷顿的前瞻性、敏锐眼光和严密无缝的逻辑。并转而相信文明冲突的主导型。

亨廷顿却在此时说，他依然坚持他的“文明冲突论”，但是他强调，9•11不属于这个范畴——舆论马上又是一片哗然。但是我恰恰最看重这一点，这是亨廷顿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在我看来这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意识中“得了便宜卖乖”，而是一种真正的科学严谨性。

我在这里提的，都是基于一个浅显的论证话题，或者说更多在于引用、延续，而没有多少新的观点，我的目的在于纪念这位真正的政治学大家。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我坚信，相对于“文明冲突论”，这才是这位可敬的老者留给世人更重要的东西。

纪念斯人。并请深切地认同，在多文明的世界中，真正具备建设性的道路应该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的。人类终将大同——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就理想主义层面上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