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近代报纸个案横向研究方法典型之作——《西学与变

《万国公报》是近代著名的教会报刊它以创办时间早、发行时间长、影响深远而著称。王林的《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一书，正是对《万国公报》进行了成功的个案研究。纵观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运用横向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

本书对《万国公报》这个个案进行分析，是从微观层面对新闻史进行的研究，但它没有局限于文本内容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宏观历史中去分析，采用了横向比较的方法。

比较的方法分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两种。纵向比较是对同一性质的媒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比较 以认识该事物的发展规律。横向比较研究 就是“ 运用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和方法 将某一历史时期一国新闻事业发展之‘ 点’提升到整个人类社会新闻业发展之‘ 面’ 上去考察 分清哪些是共性的东西 哪些是个性的东西 从而确定本国新闻业在世界新闻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用同时 对其他国家新闻传播理论和时间中‘ 普遍适用’ 的部分加以吸收、利用以推进本国新闻业的发展。”具体到这本书中，作者是把《万国公报》放在外人在中国办报活动活跃的“外报创始时期”的环境下进行研究，每项研究比如“西学传播”、“变法主张”、“宣教护教”、“妇女问题的关注”等都进行了详细的内容梳理。在内容研究完成之后，作者还分析了这些内容对当时中国思想、民主、政治的影响。

作者还专门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分析整个《万国公报》在近代中国的影响，比如它是“华人的一块舆论阵地”、是“近代政论报刊的先驱”、是“变法的有利推动者”、而且它还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作者不会囿于《万国公报》内容文本的梳理，而是在更深的层面，研究了它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中的地位作用。

二、作者运用了系统科学的方法进行写作

系统科学认为 每个具体的系统都与外部事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外部环境的变化或多或少会影响到系统 改变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方式。新闻事业作为一个具体系统 与外部环境系统联系密切。政治的民主、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民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对于新闻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反过来新闻事业的发展对于促进政治的民主化和民众知识水平的提高 也有明显的作用。因此 以系统科学方法 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对于拓宽新闻史研究的视野提升新闻史研究层次 会大有帮助。

《西学与变法》这本书就渗入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说它在论述《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部分，就体现了这种鲜明的系统研究的方法。首先作者先论述了由于《万》所隶属的光学会的政治色彩，《万》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发表评论，施加影响。接着，作者详细地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叙述了《万》所提出的具体的改革措施和改革方案，比如政治上要整饬吏治、整治腐败淘汰冗员；经济上要通商兴利、发展交通通讯；教育上要广教兴学、改革科举。在这些内容梳理完毕之后，作者又用一节的篇幅来进行其传播效果的分析，分析了万国公报提出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对其他重要政治家政治学派的影响。作者指出，“《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对早期维新派和戊戌维新派的直接影响，他们的某些变法主张甚至是直接来源于《万国公报》。”、“康有为的经济和教育改革方案几乎没有超出《万国公报》宣传的范围”、 “维新派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它们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建议，都明显的受到过《万国公报》的影响。”

因此说这本书不仅论述了报纸作为传教士的舆论工具所起的作用和报纸在政治宣传方面的活动，而且对报纸在社会、经济、教育、文学、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等方面所起的作用，都做了充分的论述和介绍。有着鲜明的系统科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并且具有大众传播学中媒体传播效果研究的意义。

三、关注新闻史人物的研究。

《西学与变法》这本书除了对《万国公报》的内容和传播效果进行研究之外，还具体研究了其创办和经营，编辑和发行。其中，我觉得他对创办者以及主持——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研究是很简洁但是公正的。在具体评价这个历史人物时，作者没有像方汉奇先生所说的那样，把“在中国办报的那些外国人的评价简单化，一刀切，给读者的印象是，所有参加办报活动的外国人，一律都是帝国主义的文化特务和鹰犬。”

为什么要首先研究林乐知呢，因为一份报纸的主导者决定了这份报纸的生存发展，也决定了其风格特点和宣传方针。

在书中，作者是这样评价林乐知的：“他是《万国公报》的灵魂和支柱。”这个评价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而做出的：一、他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万》的主旨”——就是传播基督教。二、他的“文章构成了《万国公报》的主要内容，……抽掉林乐知的文章，《万国公报》将不成其为《万国公报》。”并且作者指出：《万》“能延续几十年并且在近代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与华文编辑的辛勤劳作时分不开的，但是，“华文编辑从本质上讲是受雇于传教士，他们……始终处于从属和辅助的地位。……因此，真正决定《万国公报》主旨和宣传方向的是林乐知而不是华文编辑。”

并且，作者在书的附表中专门设有一项“林乐知与华人编辑合作主要文章一览表”，对今后林乐知的专门的这种人物研究提供了简要的基本资料。但是，在这本书中，对林乐知这个主编的介绍和研究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少的，并且对其他华人编辑、其他传教士在华的活动等还都没有系统的研究。

了解了林乐知对《万》的重要性之后，就不难理解《万》始终伴随的宣教本质。

四、关于《万国公报》的宣教本质

《万国公报》的性质问题是研究者争论比较多的问题之一。《西学与变法》的作者在通篇论述《万国公报》的性质的时候，都贯穿了它是一份由传教士主持的以宣教为目的的报纸这一理念。虽然有很多学者都认为，《万》在后期复刊以后，已经成为一份评论中外时事政局的综合性刊物。但是作者从报纸整体文章的内容进行考证，指出《万》在“介绍西学和鼓吹变法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它创刊的目的，尽管它在某一阶段或某一期中，西学或变法的文章可能有所加重，但从总体来看，它宣传基督教的主旨始终未变。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它连篇累牍的刊发宣教文章，成为传教士在华的主要宣教阵地。”虽然“从它所刊载文章题目来看，直接宣讲教义的文章不多，但如果认真研读它刊载的文章内容，就会发现它并非放弃了宗教说教，而是改变了宣教方式，不再单纯地宣讲教义，而是寓教于学，以政论教。……公开扬言中国要想学习西方科技，要想进行政治变革，非先信奉基督教不可。”，因而“仍是一份以宣传基督教为主旨的刊物。”作者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详尽的内容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五、最后，本书具有从本体论角度研究的特点

方汉奇先生说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研究新闻史，离不开各时期的阶级斗争史、政治运动史和政党史，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史和经济发展史。”“由于新闻事业的特殊性，新闻史的研究和各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容易造成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上出现的本体论的缺失，缺乏从本体论的角度深入探索中国新闻业的根本性质和自身的特殊规律。

而作者在论述《万》的重要内容比如它传播西学、它的变法主张等方面的时候，没有把报纸依附于有关联的客体（社会发展、革命斗争）之中，侧重于以客体来解释主体、统管主体；而是建构于研究新闻本体即事物本身的种种形态及其内在的发展、演变动因。因为作者认为： “《万》的文化色彩比政治色彩更浓。”因此，他更注重从《万》本身的文本内容进行研究。

历史的研究都是为现实服务的，新闻史的研究也不例外。以当代的视角研究新闻史才能更好的为现实服务。在《西》这本书里，作者论述的“总编辑对一份报纸的重要性”、“改名以扩大目标消费群”、 “增加发行量的重要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等问题，虽然现在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但是，这些都是目前媒体经营、编辑中还能出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永远不会过时。这也是这本书在新闻史的研究中占据一定的地位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