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读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

近数十年来，近代日本东洋史巨擘内藤湖南（原名虎次郎，1866—1934）的论说日益引起世界学者的注意。他最著名的“唐宋变革说”成为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一大范式，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内藤不仅对中国史有深湛的研究，对中国史学也有独到的见识。最近，马彪教授译的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出版了，为渴望了解内藤中国史学研究的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本书涉及面相当广，内容相当丰富，限于学力，本文尝试以“清朝的史学”为例介绍内藤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虽不全面，但从中或可一窥内藤史学史研究的博洽与精微。

在进入专题述评之前，先大体介绍一下本书。内藤湖南曾于1914—1915、1919—1921、1925年三次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本书便是根据授课内容整理而成的，1949年首次出版。全书共12章，对中国上古到清代的史学作了整体的描述。前三章是对史书形成之前的探察，第四章讲史书的起源，第五章专论中国史书第一部集大成之作《史记》，第六章谈《汉书》，第七章以史书体例、编纂方法、史注、史评等为专题讨论《史记》《汉书》之后史学的发展，最后五章分别讲述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的史学。其中，“清朝的史学”占全书内容三分之一强。

关于清朝的学术史，近代的著述林林总总，颇为可观。如梁启超和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年又有徐亮工编校、罗志田导读的章太炎、刘师培等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虽然“近三百年”不止清朝一代，但其主体乃清学则无疑。且不论其他各种中国史学史著作的清代史学部分，单单这几位大家的学术史见解就颇值得细嚼慢咽一番。未开读之前，我已产生一疑问：内藤的《中国史学史》会怎样讲述清朝史学呢？还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掩卷之余，我深叹内藤的视野和气魄，想想这还是上个世纪初期的课堂讲义，不禁更加钦佩内藤的卓识绝见。

本章共21节，谈了《明史》编纂、清学开山祖师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和胡承诺、徐乾学及其门下、旧史修补、天文历算、旧史考订、浙东史学、《汉志》《水经》之学、古迹研究、西北地理、金石学、校勘学、野史、别史和掌故之书、官书及史评等论题，几乎囊括了清代史学的方方面面。以下是我的阅读感想，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内藤非常注重传统的学问认识。

这一点跟他受到的传统学术训练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从他的总体编排上似乎看不出他特别标举某些学者，但实际上他对某些学者是格外推崇的。单说清朝史学，他常以顾炎武、钱大昕、章学诚等人为圭臬，但他在这本贯通古今的著作中则没有特别标举这一点。而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史著作中有突出的表现。比如章学诚这个隐没多年的人物，在民国学界被捧得炙手可热。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把章氏推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其地位已至高无上。钱穆的同名著作则列专章论述章氏其人其学，与清人普遍推尊的大儒戴震享受同等的待遇。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把章学诚和刘知几并列，是该书除了司马迁、班固之外仅有的史学人物专章论述。据内藤《中国史学史》附录的《章学诚的史学》可知，近代中国学者对章学诚的重新发现与内藤的努力颇有关系。内藤曾编《章实斋先生年谱》，胡适在此基础上予以增订出版，对章氏推崇备至，一时掀起“章学诚热”。而内藤的“清朝的史学”部分却未特别揄扬章氏史学，尽管他同样赞服这位“浙东史学的完成者”（第283页）。崔述是另一个例子。崔述的《考信录》不为当时学界所熟知，在近代也曾刮起一阵飓风。胡适、顾颉刚等极力鼓吹的“古史辨”运动就颇受崔述的影响，顾氏还不惜力气编成一部浩繁的《崔东壁遗书》。与章学诚一样，崔述在近代中国学界也有很多崇拜者。而崔述在近代的重新发现与内藤的同行那珂通世（1851—1908）有很大的关系。内藤在书中认为崔述“头脑敏锐”（第304页），但他的书“也常有判断失当之处”（第306页），“可以说是古代史研究的启蒙时代的人物”（第307页）。内藤对崔述没有大肆吹捧之语，可见其分寸拿捏得当，而学术史最讲究的就是评骘的分寸感。相反，钱大昕等乾嘉史学巨子在近代中国学界却有几分寂寞。内藤则赞同清代学人的一般评价，认为钱大昕在清朝学问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称“他是清朝特色史学的创立者，将具有当时学风的考证方法应用于史学，确立了清朝一代的史学研究法”，还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使史学学风从此为之一变”。（第265—266页）

第二，内藤尤其强调未被重视的史学人物。

上面举的章学诚、崔述就是两个例子，他们虽长期被埋没，但内藤的鼓吹自有尺度，这是令人佩服之处。这回看他讲述“清朝的史学”，发现在章、崔之外，还有未被中国史学史充分书写的史家，实令国人汗颜。内藤在讲述众人熟知的清学开宗黄宗羲、顾炎武之外，还谈论了同一时代“特别对历史持有己见而值得注意的”两位学者，一位是湖南的王夫之，另一位是湖北的胡承诺。（第240页）普通读者大都知道明末清初有位王夫之，因为通史写到这个时期的思想家时，一般都会讲到他。那么，胡承诺是何许人也？恕我寡陋，在阅读本书之前一概不知。兹据网上李金松先生的《学问闲情两相间》和本书内容介绍如下：胡石庄（1613—1687）名承诺，湖北竟陵人，明崇祯时举人，入清隐居湖北乡间，著有《绎志》，但长久未得问世，后由道光年间史学大家李兆络资助出版。晚清学者谭献（1832—1901）对胡氏的《绎志》推崇备至，认为这部书不下于顾、黄之作，甚至发愿“治经史未竟之业，得一卷书，附庸于胡石庄、章实斋两先生，于愿足矣”。可见这是一位学术思想史上有待“重新发现”的人物。除了胡石庄，内藤在《古史的研究》一节还特别表彰林春溥，认为他“在古史研究方面有着对古代传说的理解……比之启蒙时代的崔述，林春溥有着很大的进步”。（第310页）而这位史家在一般的清代史学史著作中是没有什么位置的，同样需要重新认识。

第三，内藤的某些议论可以作为认识近代中国人事的一面镜子。

讲课总免不了有题外话，而题外话往往最能表现一个人的性情气质，有时亦能窥出一些时代的风潮。就整理成书的《中国史学史》而言，内藤课堂上的题外话不多，不过有时三两句议论，也可让此后数十年的读者不胜感慨。比如，在讲述历史地理学大家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时，内藤说：“他的沿革图是在不断改订、进步的，而日本的图却没有进步。塞外地区姑且另当别论，中国内地直至朝鲜地区，是很难达到像杨守敬制图的那种程度的。但是他的地图在中国卖不动，流到日本的却很多。杨守敬的地图虽被非难为不够科学，但那可能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采取西方的制图方式而已。”（第275页）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回首往事，这种言论真令人感到五味俱全。又如，内藤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不仅教给了中国人有关海外的知识，即便对日本人也给予了很大的影响，是由汉语了解海外知识的方便之著”（第321页；“给予……影响”搭配不通，改为“产生……影响”或更好）。近代日本大和民族的善学和危机意识明显在中国人之上。内藤转引文廷式的说法，认为“沈曾植是当时中国史学的第一人”，但他“因为是个非常懒惰的人所以没有著述”（第323页）。揆诸史实，“没有著述”稍显过分，但沈的学问和他的遗产不相匹配，则为事实。再如，内藤指出道光以后野史在中国再度流行，有些书传至日本，在中国却亡佚了，譬如有一部《英夷（夷匪）犯疆见闻录》在日本还有日译本，这本书“对于告诫幕府末年日本人应当如何注意欧美人是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第345页）。一部书的命运如此，想想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受人宰割，在这种地方似可一窥端倪。

在上述之外，内藤还敏锐地指出清初有两个学者集团，一个为编纂《明史》而汇集在北京，以万斯同为中心；另一个为编纂《清一统志》而聚集在南方太湖的洞庭山，以徐乾学为中心。万斯同是浙东学派鼻祖黄宗羲的门生，徐乾学则为浙西学派开山顾炎武的外甥，因此“清朝的史学就是以此二人为中心而兴起的”。（第394—395页）凡此种种，皆体现出内藤史学造诣之深，识见之精。

中国现代史学家洪业先生曾对内藤湖南的《支那史学史》（即《中国史学史》），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内藤最大的长处是敏感。他身受中国的传统训练，然而却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根据“清朝的史学”这一部分，我们可以说洪氏的评价可称中肯之论。尝一脔而知一鼎之调，于此可见内藤学养之淹博，视野之阔大，探幽阐微，别具只眼，故常能发人所未发，不愧为“名著中的名著”（谷川道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