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暗哑.微小《黄碧云的后现代性》

内地人对于香港作家的认识，仍然带有局限性。无论是因为在交流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是人们对于香港作家认识的集中性，人们对香港作家认识的局限，导致了一定程度上对香港文学认识的局限。人们在理解香港文学的时候，恐怕也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而并非以完全解放的思想姿态。毕竟香港现在还处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而普通人所认识的香港，恐怕也仅仅是一个资本制度表面下商业高度繁荣的香港社会。事实上，世纪末的香港人，已经开始出现了落寞、无奈、绝望的精神状态，这些在香港文学作品中有一定的表现，就如同为黄碧云的小说做编辑工作的编辑评论的：“这小说的落寞、无奈、绝望，是纯香港式的，甚至是世纪末香港的。”而香港社会这样的精神状态，恐怕是内地人无法看清楚的。

在谈论到类似于落寞、无奈、绝望的精神状态时，人们可能随之联想到的是后现代性。后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表现。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源自于工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但是通常也会在表面上走向一种极端，即虚无主义。在后现代性的作品中，我们通常能看到较为浓重的虚无、悲观以及幻灭色彩。黄碧云的中篇小说《暗哑事物》同样展现了作者在文学上的后现代性。而其后现代性并非是作者主观的意识状况，而是源自于作者内心中的悲悯情怀。黄碧云后现代性的出现并非一种偶然，而是在世纪末香港的社会情况下，以描写罪恶为基础，悲悯情怀与骇人的人性丑恶交融在一起，所催生出来的。她的后现代性，实际上，是对后现代生活的反抗。

有人对这样的观点表示否定。反对者认为，在黄碧云的小说中，表现的是一种由各种罪恶连接而成的荒诞、残忍、粗暴、甚至虚无的世界。同时，黄碧云小说的笔调十分冷静，将所有的罪恶一一刻画出来，这就是意识上的残暴。而黄碧云在年轻时期也受到过父亲的虐待，她自己也说，“我成长在一个暴力家庭，有很多暴力事情”发生。因此，她小说中的罪恶，很可能就是一种潜藏的暴力意识倾向，同时是深陷于后现代情绪的表现。

黄碧云小说中所描写的罪恶，真是其思想中潜藏有暴力意识倾向吗？我看这是对黄碧云小说的一种误解。试想，怀有暴力倾向思维的一个人，是否会把暴力描写得冷漠而血腥，从而让读者产生畏惧？这是不可能的。按照心理学角度，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会将暴力当做一种必然发生的行为，从而尽力将暴力行为美化。这样的过程，就如同当年希特勒要求摄影家里芬斯塔尔拍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那么，希特勒在这部记录片的形象中也就必然如同一座神的雕像。

而黄碧云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暴力与罪恶，是用带着解构的一种姿态，用极为冷静的笔调一一陈述出罪恶事实，从而展现香港人的精神状态。因此，黄碧云的小说中，罪恶与其后现代性是相辅相成的。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由罪走向救赎。她的颓废中暗喻着救赎，而暴烈中又蕴含着温暖。

实际上，黄碧云是以描写罪恶来描写整个社会的后现代性，因为罪恶是离她的工作最为接近的一个层面，她离罪恶的距离最接近，也就更熟悉。描写罪恶不是黄碧云的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一种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她才能够更完整地穿插她对整个社会后现代性的一种展示。

黄碧云的小说中很明显的后现代性很明显与她的生活经历相关。首先她所生活的大背景，是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存在于社会下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在她的身上有一个很集中的体现。黄碧云二十六岁流浪法国、美洲，走到柬埔寨、越南又走过南斯拉夫与科索沃。而在她的作品中，很容易看出作者的一种不归属感。而她为什么流浪？我做一个大胆的猜想，这无非是作者想要从流浪当中减少由不归属感而带来的精神落寞。她是香港社会的一份子，自然也就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情况***会到一种精神的不归属。在资本主义社会，利益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然而，利益至上作为一种精神贫瘠的标志出现在香港社会时，处于香港社会的人们，生活自然里会出现后现代性的标志。在一个后现代性的社会中，黄碧云无法获得一种归属感。因此，她选择一种流浪的方式来减轻由不归属感带来的落寞。就如同黄碧云自己所说，“这些年来，我时常四处流连，与家人甚少见面，而且风尘年纪令我与家人渐渐生分。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去了纽约，搬了屋，换了职业，回到香港之类。”可见，香港社会引起了黄碧云的不归属感。具体到一点，即是，香港社会的后现代性引起了这样的不归属感。

香港社会的后现代性是十分明显的。是由什么造成香港社会的后现代性？很大原因恐怕与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关。有香港议员表示，香港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在于贫富差距，同时，香港的贫富差距远大于内地。贫富差距急需改变，但是这样的状况一时间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良好的解决方式。同时，年轻人如果没有高学历，那么在香港内就无法获得生存空间。在这样的压力下，这些人群（底层人群、中层人群、即将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很容易产生绝望情绪。底层人群迫切希望境状得到改善，但是目钱没有彻底地改善方式；中层阶级需要面临的是一群即将踏入社会的高学历精英，同时，在工作的异化中，他们已经习惯了机械性地完成工作；即将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在这群人中又会分离出一部分——学历偏低的年轻人，他们想要获得工作，但是机会往往抢先一步被高学历人群所夺取。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要继续生存，一方面可能会产生类似于阿Q的自我安慰，而另一方面，更容易产生的是对整个社会、整个生活的落寞、绝望。在这样的条件下，香港社会的后现代性也必然会加重。

黄碧云生活在这个后现代性逐步加重的社会中，并且每天都面对着这些人群，那么，自然会深受后现代性的影响。黄碧云的工作是稳定的，我猜想，她应该不会因为工作问题而产生后现代情绪。同时，她在香港大学社会系中的学习经验，也必然能够代给她一种冷静的、理性的思考。因此，在面对着这些人的时候，她所感觉到的，就不仅仅是一种值得同情的现象，而是在这些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社会。她的重点，更多的集中在社会问题上，虽然说，她可能并没有一个主观的思维说，“我想要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是，她通过一个近乎***地展现，让人们知道事实的发展状况。能够引起别人注意的，恐怕不是形容这是一个怎样的问题，而是，这个问题究竟引起了哪些状况。

我猜想，黄碧云本身是带有一点后现代情绪的。这些可以从她的家庭生活经历中看出。黄碧云之所以对香港无法产生归属感，我想原动力在于早年其复杂的家庭生活。黄碧云的母亲是早逝的，父亲是警员。在香港这样一个压力繁重的社会中，一个警员有暴力倾向很正常。黄碧云自己的话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我成长在一个暴力的家庭，很多暴力事件发生”。我们且不说黄碧云是否在以暴力事件来将自己的家庭妖魔化，但是，按照我们的正常思维，一个生活在暴力阴影下的儿童，在成长后可能有两种发展:一，被暴力漩涡席卷入内，最终成为暴力的一员；二，试图用自己的一切努力来改变暴力状况，最通常选择的方式，就是逃离自己的暴力家庭。在暴力阴影下，幼年的黄碧云可能就已经下定决心想要逃离家庭。其中，她也做过一次离家出走，但以失败告终，她的父亲的打得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在没有逃离条件的情况下，幼年黄碧云必然产生一种对家庭的厌倦、绝望情绪，这种情绪，可能一直笼罩着她，并且将影响今后她的发展。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思考，黄碧云从这个曾经被暴力笼罩的家庭逃离出来的这个过程，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逃离行为，而是一种对后现代生活的反抗。她的逃离是为了从后现代生活中养成的情绪习惯中脱离出来，能够理性地看待这样的事件，并且展示给人们看。有人对此持否定，认为逃离是懦弱逃避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她选择逃避，选择沉溺于后现代性情绪，那么，她将不是今日冷静的黄碧云，而是一个被自我情绪困扰着的书写者。因为按照情绪的正常发展，一个沉溺于后现代性的黄碧云，自然会将书写的重心集中在情绪的累积，而不是一种事实的冷峻展现。

可见，在黄碧云作品所表现的后现代性中，不是消极的态度，而是一种对后现代性剥离的理性的思考，甚至带有一种对后现代性的积极反抗。她将所有的一切展示在人们面前，用冷漠的语调，用血淋淋的状态。她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为冷静，这与她的职业是相关的。黄碧云拥有香港大学社会系犯罪心理学硕士学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工作实践中，她都应以一个相当冷静、理性的姿态去面对罪恶的发生。而实际上，在黄碧云的潜意识中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她或许认为许多罪恶的发生，都多少与香港的后现代性相关。我们在此必须注意的是，黄碧云所提到的罪恶，不仅仅指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刑事犯罪，而是更广义地延伸到基督教义中的人类原罪观点。

所以，黄碧云用冷静的语调向人们陈述这样的事实，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在香港浮华的背后，究竟还有着怎样的罪恶。而这样的一种近乎***地展示，只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在观看的过程中，蓦地生出一种恐惧感，从而拒绝罪恶的发生。这是实际上也与破碎美学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如同韩国导演金基德在拍摄电影时，体现人类残酷用尽一切手段，而最终目的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无非是要保护人类所拥有的善良与美德。黄碧云的出发点或许没有这么高——如同金基德一般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但是，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感觉到，黄碧云在小说中的罪恶展示，是一个引导罪恶走向救赎的过程。也如前文所提到的，向人们警示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并非告诉他们这个问题是什么，而是把一系列由问题带来的结果直接给他们看。这就好比在紧张的战场上要射下一个人，那么最好的方式，是射中他的马，因为这样直达重心。而黄碧云，就是这样一位聪明的猎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