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谈话录《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活着》

谈话录或访谈录无疑是一种非常牛逼的作品和书籍形式，它更直接、更随性、更有针对性地体现被访者（也包括访问者）的旨趣和故事，有时几乎达到***灵魂的地步。诸如费里尼的谈话录《我是说谎者》和《费里尼对话录》，两书在国内均有译介出版，对文艺爱好者而言，是一道营养高贵的大餐。新近出版的《布罗茨基谈话录》无疑也是这样一本可以买回家中悬于书架满足文艺虚荣和炫耀精神追求的好书。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1987）与其同胞帕斯捷尔纳克（1958）在境遇上完全不同。帕斯捷尔纳克当年被瑞典皇家学院告知获奖后，迫于压力，他先是发表声明拒绝领奖，然后致信赫鲁晓夫，哀求不要开除他的苏联国籍。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得到国家的原谅，先是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经受一番折磨后，两年不到，就郁郁而死了。布罗茨基获奖时，人已于十五年前被苏联驱逐，后入美籍，他是作为美国作家前往领奖的。

在布罗茨基这本书里，除了谈及诗歌和诗人，更多篇幅是对自己一生的回忆，而其中尤为重要的当属涉及苏联生活的部分。这位杰出的诗人，在他的祖国，因为犹太血统，没能接受所谓的高等教育，也不能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是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医院太平间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因为诗歌，他还曾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五年徒刑，流放到边地从事苦役。在地质勘探队时期，布罗茨基和他的同伴们在西伯利亚荒凉的土地上从事的工作是使用一把铁锹找铀。那是冷战时代，核武器不仅仅是超级大国用以威慑对方的利器，而且基本上算是冷转热后必然派上用场的“常规武器”，这在库布里克的电影《红色警戒》中曾被幽默地描述。所以说，布罗茨基使用铁锹在大地上找铀，看似荒诞，其实很必要很严肃意义很重大。

布罗茨基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另一个区别可能还在于他们对生活以及对苏联这个国家的看法上。布罗茨基是一个听凭发落的人，他一点儿不像帕斯捷尔纳克那么在乎自己的国籍。1972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时，他并没有哀求***，而是悉听尊便。在被流放和压制的年月，布罗茨基的回忆也没有一点儿愤怒和对抗色彩，他的平静和冷漠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先生，听天由命并对生活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地质学就像一只母鸡，它将所有愿意的人都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地质学成为一个喂养大量孩子的母亲。

这句话我们很难把它归为某种情绪，不是感激，也算不上嘲讽，而可能真的仅仅是陈述事实。布罗茨基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他遭致帕斯捷尔纳克同样的命运，他仍然能够在苏联活下去，而绝不至于“郁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