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讲稿《面对历史，满怀虔敬！》

朋友晖兄似乎对本书作者很瞧不上，他说诸如秋风、笑蜀之类的学者，很乐意在自由主义西方右派的大本营《南方周末》上发表高论。而那些言论，大抵上都是在鼓吹一些博爱、自由、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者，而这些却往往很不合中国之具体国情。

不知道，幸抑或不幸，我已经很能够接受普世价值之说了，故每次网上遇见该兄，免不了一场激辩，所谓书生谈国。

对于持“国情论”者，我很认同老鹤先生的反问：请那些动辄“国情论”者阐明何谓国情。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认同“人权高于主权”的。在胡适之先生的警醒下，我学会不再固步自封，也就是说，“人权高于主权”并非绝对真理，只是它比“主权高于人权”来得合理一些些。按老鹤先生的说法：如果一个***不能够保障国民拥有免于恐惧的权利，那么这样的主权，又有何存在之意义？！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由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剪刀浆糊之后，法国大革命就以一个俨然绝对正义的角色。法国著名油画家大卫的作品《马拉之死》仿佛让我看到一个为人民大众鞠躬尽瘁的革命领袖之悲惨死去，由此，以激起了更多年轻人果敢而蛮动的热血。于是乎，更多的法国贵族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而刺杀马拉的法国姑娘科黛临行前说，处于对伟大法国的热爱，我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刺杀马拉）。

历史，如果说是一卷画作，那么它从来就不是清晰可辨的单色素。不同的价值观的导引之下，马拉和科黛的红色或黑色的脸谱，随着灯光摇曳，变得模糊，变得邈远。

或许真的是“经历决定认知”，中国经历文革之后，对于法国那种广场式的群众运动，来了一个大转弯，由绝对的认同到绝对的排斥。于是乎，倾向于批判法国大革命的书籍，比如：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回忆录》、爱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英国思想家阿克顿所著的《法国大革命》大概也属于此类（因本人尚未通读，但据其译者为自由主义学者秋风，故臆断之）。

法国大革命，其宣扬的口号（博爱、自由、平等）可以说达到了人类迄今为止最耸立的道德高峰，可是，在这些最伟大的口号烘托之下，进行了最嗜血的大屠杀。难怪，罗兰夫人会说出那句千古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是假汝之名以行！”

人性有多复杂，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就应该多有谨慎。

于是，面对那些已经逝去的和正在进行着的历史，我们不得不如履薄冰，满怀虔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