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我说过齐泽克吗？》

最早听说齐泽克，是从某些文化批评家的口中，知道他是精神分析学者，也是极权主义的批判者。刚好这两方面我都感兴趣，就买了他几本书读了。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只是觉得他属于王朔、李敖那一类唾沫横飞的高级侃爷，区别在于他玩的是更高级的学术黑话罢了。他讲黄色笑话的水平也一般，不像传说中那么精彩。后来，我发现齐泽克流行起来了，很多人捧他，就像当年捧德里达一样。有意思的是，这两拨追逐知识时尚的人非常相似，树立了各自的偶像，但都说不清楚自己的偶像好在哪里。有时我想，说不定这就是同一拨人，德里达的死，让他的粉丝们成了无主孤魂，而齐泽克的出现，一下子挽救了这支即将分裂的革命队伍。普通老百姓总是以为，读书人是聪明的，他们总是在思考。实际上，读书不一定思考，它可能只能某些人该死的消费习惯。书读多了也未必聪明：从这片牧场赶到那片牧场的，其实还是那群骡子。

再往后，随着与中国的学术骡子有了更多接触，听他们议论的多了，我终于找到了齐泽克走红的原因：他的那把大胡子。布罗茨基说过，斯大林的形象是“胡子爸爸”，很多男同性恋对这一款既权威又慈爱的男人非常着迷，这也是斯大林能够吸引众多西方左派的重要因素。熟悉英美摇滚的朋友应该知道，QUEEN乐团的主音Freddie Mercury就留着两撇斯大林式的胡子，他长相不佳，却能迷倒万千基佬。齐泽克的形象也是“胡子爸爸”，只不过不是斯大林式的，而是金斯堡式的大胡子。金斯堡是***鬼、佛教徒、嬉皮士，他酷爱左派男性，曾对我们的诗人北岛垂涎多年，可惜至死未能如愿。格瓦拉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左派永恒的偶像，其实也和这种性感的大胡子能吸引大量的男同性恋者有关。在性解放的六十年代，他和卡斯特罗两个大胡子的合影最受欢迎，那种坚贞不屈的亡命鸳鸯般的革命友谊造型，常常令无数左翼男青年无法自制，躲在被窝里频频打手枪。齐泽克受欢迎同样如此，在他的周围，那些鼓噪声里总是充满了性气息。有幸听了他首次来华学术讲座的人都会同意，他最擅长的不是精神分析，而是和男人调情。那次来华讲座最出彩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翻译吴冠军，油头粉脸、翘着兰花指，非常Camp，非常Gay。每次齐泽克讲荤笑话，全场就数他兴奋莫名，花枝乱颤，脸泛潮红。最难得的是，这两人还要临场示范，齐大师说翻包皮、说***、说操人老母，吴翻译都忍不住拿出手来比划，模拟着面前有一个***，握着空心拳不停上下***。当然，齐泽克言谈之间，才不了要吹嘘自己是反极权的专家。不过，等到他的黄段子全都说完了，你会发现在场的女学生最像被斗垮的极权主义——她们全都低着头，满脸羞愧，局促不安。散场时，听旁边有人说，这个吴冠军和那位給自己颁奖的汪晖有一腿。我非学界中人，此一腿是不是彼一腿，就不知道了。

齐泽克精通拉康的理论。这一派的理论，虽然也叫精神分析，但是按照拉康的定义，却不属于心理学，而是属于符号学。拉康反对临床的、治疗的、实用的精神分析，他主要将其运用于文化解释和文艺批评，作为某种自证自明的纯理论。其实也可以说，这种精神分析更像是文字游戏或者艺术创作，依靠的是想象力，而不是逻辑推理。的确，拉康发明了很多奇谈怪论，迷死了学院里一大片浪漫的文科生。有一句话齐泽克经常引用：男人是有***的女人，而女人本身就是***。这个论断初看很怪异，但是如果我们用来解释电影《梅兰芳》里，又好像确实天衣无缝。这部电影很简单，从头到尾就是讲梅兰芳男扮女装征服了一切，征服了中国票友，征服了美国富人，征服了日本军官。如果佛洛伊德看了，他就肯定想不通，为什么中国人会相信可以用女人的身份去征服，因为女人是被***的，是残缺的。但是拉康就能解释通了，他会说，中国人的想法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女人就是男人的***，梅兰芳其实是中国男人们的***，替他们满足强国梦——现在他们如女人般的顺从，但终有一天这顺从会征服那些霸权的美日列强。如果你对这个解释还将信将疑，拉康会再举一个例子，中国人有一句俗语“装逼”，就是女人即***的意思。这就是拉康的语言魅力，是诡辩术，也是炼金术，如果不较真是极为有趣的，如果较真起来就得另说了。比如齐泽克对中国学术界的征服，当他坐在讲坛上大讲荤笑话时，宛如一根巨大的油亮的***，炫耀着、摇晃着、示威着，而台下听众像是空虚的朝圣者，面红耳赤，充满求知的欲望。这个场面，用佛洛伊德理论来阐释就更准确了：女人们的***嫉妒，既羡又怕，随时歇斯底里。

拉康的许多术语非常晦涩，使用起来也是群魔乱舞、胡天胡帝，自相矛盾是家常便饭，所以他也有“蒙昧主义”的称号。实际上，这和他深受黑格尔哲学的熏陶，喜欢用辩证法思考问题有关。今天的所谓辩证法，其实就是古希腊的诡辩术，无奈左翼思潮肆虐，尤其马克思主义的盛行，修辞诡辩也被当成了“辨证逻辑”。辩证法是二元思维，用一组反义词就解释了世界万物。例如射出了一支箭，如果你说这支箭在运动就错了，古希腊的诡辩家芝诺会纠正你：这支箭运动过程中的每一瞬间都是静止的，运动本身就充满静止，而静止构成了运动。这样一来，所有真理都是自相矛盾的，甚至只有自相矛盾才能成为真理。拉康就是这样，他“扬弃”佛洛伊德理论的方式就是“否定之否定”：你说女人是被***的男人，女人存在却残缺，我就说男人是有***的女人，女人不存在却完满，女人就是***。总之，关于男人女人的命题，拉康能颠三倒四N个回合，弄出N种新颖的解题公式来。作为拉康的弟子，齐泽克的太极推手当然不遑多让，他最热衷的就是“二律背反”的争论。随便翻来他的一本书，全是这类“脑筋急转弯”式的论断：“意识形态就是幻觉支撑我们的现实”、“真正民主只是不民主的一种称谓”、“被胁迫的自由选择”、“在你之中而非你”、“怕错本身就是错”、“知道了其实最无知”、“至善的过度就是最大的恶”。这些话听起来不错，甚至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它们本来就是不会错的。辩证法的诡计就在这里：首先把事物一分为二，然后再把两面拼在一起，这样就面面俱到了，听起来句句都是真理。这就是黑格尔说的”正反合”。不过，要是看过波普尔的书，懂得“证伪”的必要性，就会明白这委实与真理无关，都是假话空话套话废话。借用北京老百姓经常用来评价***官僚的一句俗话：他们这样是把事情給说圆了，并不是说对了。

如果辩证法只是一项传统的学术杂耍也就算了，没必要大加伐挞。就像我们听笑话，就没必要去挑“性别歧视”、“阶级歧视”或“种族歧视”的毛病——没了这些“歧视”，笑话也就不存在了。辩证法作为修辞技巧，在文学里是司空见惯的，像布罗茨基的诗“抓住冬天的栏杆，手被灼痛了”，极冷就是极热，在一瞬间被表达出来了，这是所谓“直觉的真理”或者说“顿悟”，奇异而有张力。但不幸的是，辩证法总是被人滥用，祸患不浅。在黑格尔手里，它支配了哲学解释，到了马克思手里，更成了政治行动的指南。剥削与解放、无产和资产、帝国与国际，这一组组辩证的概念，带来的是辨证的螺旋式斗争，你死我活，血雨腥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命运也变得辩证了：喊着自由的口号完成了奴役，喊着国际的口号建立了帝国，喊着无产者的口号自己当上了官僚资本家。在语言逻辑里，辩证法的典型表现就是悖论，任何答案都是荒谬的。而在现实世界里，辩证法信徒们打造的那些共产国家里，悖论和荒谬就成了生活的常态。本来拉康这一流派孤芳自赏，弄弄辩证法好玩，与现实还是有一定距离，虽是左派，却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这也一直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传统，端坐在书房和咖啡馆里引领革命、造反、激进的潮流，把别人煽乎得起哄闹事了，他们却置身度外而巍然不动。不过自从有了“五月风暴”，学生们打出了“结构主义不上街”的讽刺口号，这些学院的高蹈左派们都受到了触动，开始想办法洗刷自己“不上街”的政治污点。罗兰·巴特是这样回答的：“写作本身就是行动”，意思是说，你们在街上干的，我在码字时已经干完了。后来这种说法流行开来，又有了各种变奏，比如性革命论者就说，你们在街上干的，我们在床上就干完了。再到后来，这种自我辩护就玄妙了：所有政治事件都被挪到了文本里，写字反而才是真正的政治。像阿尔多诺的门徒朗西埃就有句名言法国大革命不发生在巴黎就发生在华兹华斯的诗里。这么一搞，“文化政治学”的创新产业建起来了，德里达成为一代大宗师，他的每一本书、每一次访谈、每一声咳嗽都是政治行动。齐泽克对拉康理论的阐释其实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他把拉康改装成了激进左派，赋予了更多的现实政治色彩。在这一方面，也确实没有人比齐泽克更合适，活该他一跃成为新左派明星：他来自非西方的前共产国家，有与“极权主义”面对面的斗争经验。

不过，齐泽克被左派指定为“反极权”大使，却不认可“极权主义”这个术语。他沉痛地说，这个词是自由民主派的发明，是右派的圈套。本来马尔库塞等人将法西斯主义解释成右派的罪恶，但汉娜·阿伦特用“极权主义”将纳粹和共党一捆绑，这种说法就很少人相信了，现在反而是左派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可是齐泽克沉痛之余，又没本事发明一个新词，怎么办呢？齐泽克说，那我就把它当成“权宜之计”吧。仅仅就是一个反极权的姿态，齐泽克就非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否定之否定再否定之后，最后半推半就地，还是回到了原处。这就是辩证法的神奇：好像说了很多，其实什么也没说。但不管怎样，齐泽克当上了极权主义的讲解员，发挥着他的所谓拉康式的创见——在别人的正题上加出自己批注式的反题，就算完成了自己对极权主义的深度研究。他最常用的句式是“没错——但是”，向我们指出别人说的不够客观，不够全面，而他自己却总能注意到事物的另一面。阿伦特说斯大林主义是强迫认罪没错，但是斯大林主义到了最后也包含了赎罪；哈维尔说无权势者的权力没错，但这种道德立场也带点恐怖主义；埃科说极权主义缺少笑声没错，但是极权主义也生产犬儒式的讽刺挖苦；利奥塔说总体性理性是极权主义大厦的基石没错，但极权主义却也是无情地挤压着理性；奥威尔说极权主义操控人们思想没错，但是事实上这种控制是仓促的、笨拙的、混乱的；赖希说纳粹主义是禁欲的工作狂没错，但是纳粹主义也是对享乐的扭曲安排。

如同一场冗长沉闷的总结大会上党领导的发言，这位智慧的化身总是如此高瞻远瞩地——补充大家可能遗漏的，提示大家还没注意的，承认大家有了成绩的，批评大家有所懈怠的。这还不算，更像党领导的是，在吞吞吐吐、东拉西扯、闪烁其词之间，他依然保持着坚定的左派立场，不动摇，不放弃。齐泽克承认，共产国家的接连崩溃，左派在理论上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是他强调，要“无所畏惧地去闯自由主义的禁区”，哪怕被指责“反民主”、“极权主义”也不打紧。齐泽克如此豪言壮语，他似乎也尽力这样去做了。比如，他批评西方左派对东欧异见人士缺乏理解时，话锋一转就为西方左派辩护起来：“然而，如果说这种缺乏沟通实际上拉康所说的成功沟通的范例，那又会如何呢”。又如剖析斯大林主义，他说“我们用不要害怕承认，斯大林时代的清洗某种程度上比法西斯主义的暴力更加丧失理性”，然后也是突然话锋一转，挖掘出暴政的光明面来了，“即使在其最极权的情况下，斯大林思想体系依然释放出解放的趋势”。但是，接下来，为什么误解导致了更好的沟通，杀戮开拓了解放的空间，齐泽克就没有说下去了。他的左派立场永远是那么一个表情、一个造型、一个身影，你刚想按下快门，他却又走出了你的镜头。即使说到了“民主”，齐泽克所寄予希望的一块净土，他仍然只是用一道反命题作为答案：“民主使各种操纵、腐败、煽动式统治成为可能，这没错。但是我们去除这类畸变的可能性，我们会失去民主自身。”齐泽克说的当然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他相信的是左派的民主，但这个民主到底是什么，他却从未做出说明。

如果齐泽克的左倾只是一种姿态，我们不禁会好奇，他有什么理由如此坚持，坚持的意义何在？对于这个问题，齐泽克倒是做了详尽的解答。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书就是为了解答左派姿态的问题，而不是去说明左派理论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里，齐泽克探讨“预言”的悖论，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预言做出了正式辩护。他的回答是，世界上有很多对灾难和不幸的预言都成真了，为什么我们就不相信对天堂的预言也能成真呢？换言之，左派的乌托邦学说不一定是坏事，我们总是看见“噩梦成真”，但说不定那一天就突然“好梦成真”了呢。这样的辩护实在没有说服力，其论证方式也属于超心理学的范畴，过于玄奥，齐泽克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所以后来又对这个答案做了一番修正。在《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里，他的辩护词变成了这样：共产政权基本上酿成了一连串恐怖和不幸，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但是这不也为我们的乌托邦梦想开辟了新空间吗，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还有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呢？ 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一书，他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次他的道具是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他说，有一个犹太老人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但被营救出来以后，甚至被共产政权胁迫，他也始终不肯离开这个地方。他一直生活在死亡废墟旁边，那里有他所有耻辱和痛苦的记忆，但他不逃避，勇敢地与之相依相伴。齐泽克赞美这个犹太老人，实际上是提供了一副自画像：他自己是共产政权的幸存者，但他不愿意离开共产主义的废墟，这说明了他的勇敢，而不是愚蠢。乍一听的确让人感动，齐泽克的左派姿态多了一层历史见证的意义，提醒人们极权暴政离我们并不遥远。不过，想深一层，这个故事似乎还有小小的缺憾。那个老人不肯离开集中营的废墟，那是地理上的，不是精神上的，更不是政治选择上的。难道这位犹太老人曾相信纳粹主义，如今还认为自己是纳粹主义的继承人？如果这个故事能说明齐泽克什么，那只能说明他在南斯拉夫解体后留在了斯洛文尼亚，而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至今还是一名同情共产主义的激进左派。

此外，我不愿接受这个犹太老人故事的另一个原因是，齐泽克把自己放在了受害者、边缘人甚至是绝对弱者的位置上。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嘛，众所周知，齐泽克是著名的抗美英雄，反霸权斗士。美帝国主义发动科索沃战争，他站在了米洛舍维奇一边；美帝国主义入侵伊拉克，他又站在了萨达姆一边。如果说有谁可以拿来和他做比较的，我倒想推荐以下这一位英雄：

2008年12月1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表公开讲话，一名叫扎伊迪的伊拉克记者将两只鞋朝布什扔了过去，布什弯腰躲过了袭击。随后，这一事件在伊拉克各界引起强烈反响，阿拉伯世界不少人将扎伊迪视为偶像，埃及一名男子更表示愿将自己20岁的独生女儿嫁给这位“扔鞋英雄”。（顺便插一句，这则新闻新鲜出炉时，一位中国网民的评论很有意思：“以前他敢把鞋扔向萨达姆吗？”）

谨将此文献给那位伊拉克记者以及凤凰卫视的阮次山、邱震海、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