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作为书（biblia）或一头大象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

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在其随笔《读书漫谈》中提到一个概念：“非书之书”（biblia a-biblia），这是对西方书籍的私人评判，其中有兰姆不喜欢的所有作家的作品，还有“《宫廷事例年表》、《礼拜规则》、袖珍笔记本、订成书本模样而背面印字的棋盘、科学论文、日历、《法令大全》”。暂且不考虑这位作家300年前的种种偏颇局限，但他把论文与书籍分开自有道理。就写作的目的与方式而言：论文为解决科学研究的问题；而书籍则自有一套为写成书而作出来的大模样，有作者明确而更为复杂的个人编写意图，及其衍生的有序的篇章结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礼拜规则》、《法令大全》等小册子也都有理由被摒弃在“经典书籍”即biblia的范畴之外。就版式与装帧来说：论文不要求华饰，素面朝天，多以A4或16开等便于印行的版面流通；而书籍为赏心与娱目，即使是纯学术的专著，亦有专人负责装饰，并以32开或大32本为主。从阅读的对象与方式来看，论文与书籍亦不相同，前者往往因为单纯的求知而正襟危坐；而如果是读书，就像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中所说的，随便躺着靠着站着都行——理想的阅读姿势是找不到的，也是不确定的。

但这种论文与书籍的二分法，将会使两类书籍遭遇尴尬，一种是由长篇论文如博士学位论文扩充而成的专著——这暂且不论。另一种即是所谓“论文集”了。每一篇论文都有不同的向度，在各自的方向上推动学术研究。在严格意义上，如果是若干论文简单的集萃，它难以担当书籍的称号。因此，某些拥有书号的册子其实就是杂志，只有过分简单的意图，并且那些意图很可能并非着眼于学术研究，与之相较，其中的若干文章或许倒是各逞其能各行其道，散发出与之不同的光华。

但另一些冠之以“丛刊”、“集刊”的却可以顽强地通过这一洋标准刁难般的检验。由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编纂、中华书局出版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种品格不是简单地从其书名“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中获取的：当然，在学术研究中的对象化，即研究者被研究对象——在这里是书籍——所改变或趋近也并不鲜见。域外汉籍的研究，是近二十年新兴起来的学术方向。它基于这样的历史前提：在东方的文明史上，汉文化凭借汉字、汉文典籍与汉字人口，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向疆域之外的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以及越南所在的中南半岛传播，在一个大于中国领土的地域范畴之中构成对汉字文化的认同，并在域外遗留下了一批数量不菲的汉文典籍文献。

因此，可以说这本《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含义是明确的，作为该领域的第一种学术性刊物，它聚拢了域外汉籍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如“发刊词”所言将“扩大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赋予历史上的汉文典籍以整体的认识”，包含了域外汉籍研究的学科建设，进而含有“改善与之相关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东亚史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等学科”的学术意图。

这种意图非单篇论文或单个人可以容易达到的，而是一种学术刊物与一个学科的“整体的”理想。它通过对所收录论文的整合被贯彻到书籍的结构之中。该集刊设置了“汉籍综合研究”、“朝鲜－韩国汉籍研究”、“日本汉籍研究”、“越南汉籍研究”四个栏目，基本涵盖了域外汉籍的全貌；并设置“汉籍交流研究”栏目反映文献交流的历史现实。这样的设置清晰地表达了汉籍在域外生长的渊源与分布状况。而从论文作者的人员构成来看，该集刊则涵盖了中国学者、韩日越各国学者，以及旅居日本、美国的中国学者等，这些研究者分别隶属于中国、日本、韩国及越南等国的现代学术传统，但在同样的研究对象——汉文文献以及接近的旧文化传统的浸染下，他们的学术品质是接近的，从文献中探赜文化现实，以文献学的手段作为处理材料与生发思想的基本方式是他们共同的理路。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定期于每年五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现已有两辑问世。就这二辑约四十篇论文的主题内容来看，该集刊达到了域外汉籍所能够体现的几种学术价值。以第一辑党银平的《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的文献价值》研究为例，《桂苑笔耕集》一书所蕴含的史料价值已为近现代中国学者所倚重，该文则从文献与材料的角度，全面阐述其对发育充分的国内唐代研究所蕴含的意义。“礼失而求诸野”，域外汉籍刻画了昔时汉文化中心的文化变迁，这种痕迹在中心区域的典籍中未必保留下来了，在近代以来日本汉籍研究史中我们反复感受到这一点，如今在朝鲜以及越南的典籍文献中我们也可以体认到空间腾挪在文化变迁这种历时性研究领域的重要性。第二辑刊登金文京的《东亚争奇文学初探》，在文本的层面上充分论述了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未被重视的文学主题如何在东亚各国被反覆书写，这意味着在汉字以及汉文学的影响之下，在东亚这个广阔的地域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这些要素散落在典籍之中，依托于更为广大的叙述传统，虽然未必大张旗鼓地呈现在文化表层之上，但却是一个文化圈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刊于第一辑的张寅彭所撰《非诗话：一位经学家的诗学立场》一文，则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域外汉籍的生长，固然从其文字（汉字）到体式（诗话式评论，等等）到思想（中国传统思想）均采用中国文献的质料，可是也有像该文的研究对象日本著作《侗庵非诗话》那样，完全能发中国作者所未发，在东瀛的气候与地域中，一颗中国种子开出了艳丽的彼岸花。

越南有一个幻想故事，表达了前科学时代对人造飞行器的向往：它讲述某人射杀一头大象，在粗厚的象皮上撕开一个口子，吸引诸多食肉的鹰隼猛禽钻入其中大啖一通，在一段时间之后，食肉殆尽，他把口子一扎，里面的鸟儿们竞相拍打翅膀，其人遂跨骑于象背之上，凭借诸翅翼之合力，优游天下。这个故事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改变了中国词语“鸟兽散”所表达的一种禽鸟类集体行为的方式，即无统一头绪的、各向度的飞行，而使之为一个更为闳大的目标前进。如果把这个故事作为论文集与书籍关系的比喻，我们应该很容易地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联想为那头周游世界的大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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