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传《这是一场硬仗》

（maling写了一个被女人改变的男人~我也想起三年前的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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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卡帕的人，一定知道卡帕的这句话：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一样拍人像，35mm和135mm的区别有多大？

当被摄者的呼吸直接喷在你的脸上，他的皮肤和你泛起同样的战栗，他的欢乐、惊愕、恐惧、绝望也蔓延到你的每一个细胞——底片感光，也感知这些，快门声起记录下的已不再是一个人，一处场景，而是一个时代。手把劣质器材而产生失落感的时刻，我常常这样鼓励自己，也告诫自己。一个摄影爱好者应当具有这样狂妄的使命感，无所畏惧也毫不羞耻地投入荒诞的时代，在漩涡般向深处陷落的疯狂中举起冷静的镜头。

其实，至今我依然梦想拥有一台Leica，或者，Contax也行——然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言必称MTF的傻小子，摄影已不仅仅是一门的技术，它是一支武器，一个伙伴，一座堡垒，一种生存状态，它让我变得对这个世界不再畏惧。在xitek中过无数种毒之后，我终于把目光从器材转向了大师。

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读过一个人的传记，并且有如此强烈的愿望，要写一写这个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心中的传奇。可是，应当从哪里开始着手对付这个复杂的人呢，我不愿像唐师曾那样，将他总结为一个“热血香槟”的符号，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之中。至少，从传记作者阿列克斯·凯尔肖的描述看来，卡帕绝对不是这样一个可以被归类的“英雄”：他热爱赌博，赌到用光自己和合伙人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他爱漂亮姑娘，像苍蝇一样追逐短暂糜烂的性生活——用S的话来说，他是一个“烂料胚”，一个迷人，勇敢，聪明的烂料胚。

至于卡帕爱夸大其词的天性，现实中的对应结果就是关于《倒下的战士》的真伪之辩。那张照片摄下一个士兵被死亡击中而向后倒去的一刹那，卡帕因此一举成名，但在这之后，却有人作证说，那只是一张精心安排的摆拍照——至今，双方依然各执一词，真相依然悬而未决。是的，对于卡帕这种十足波西米亚天赋的妖怪来说，撒个谎又算得了什么，也许，他的确用的是50-80mm的焦段，也许他的确没有自己吹嘘的那样“靠得近”——怀疑一旦被证实，比起那些对他照片对焦、构图的技术性垢病，无疑是叩问到一个新闻记者诚信底线的丑闻。所幸，以花言巧语著称的卡帕早已声名狼藉，以至于在他的无数劣迹上再添一条，也不会让任何人觉得惊讶。

可是，诋毁再多，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卡帕是一个走进战争深处的人。要说卡帕，就绕不开那些残酷得充满了荒诞感的战争。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象，当年兴高采烈的卡帕和“小红狐”格尔达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急不可耐地投身到西班牙内战中，从巴塞罗那赶到休艾斯卡，从莱琴伦纳又奔向托利多，最后抵达塞罗莫里安诺，他们一路追逐着“理想”的前线，对卡帕来说，他追到了《倒下的战士》，对格尔达来说，她追上了死神。

西班牙内战也许是他们所遭遇到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从耳边呼啸着飞过的子弹和手榴弹，带着重型机关枪俯冲下来的轰炸机，从他们身边被抬走的伤者和死者，血滴在他们的鞋子上。他们为之深深震惊，却激发出更大的勇气。美国记者杰伊·艾伦这样回忆当时的卡帕，在遭受狂轰滥炸的比尔博港：“我见他镇定自若地拍摄人脸，直到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只有一个扛着步枪的守卫。……（卡帕）在大门口，脸色铁青，痛苦得没有表情了。但他的相机则不然。”康托洛维茨则这样回忆格尔达：“摄影机一旦扛上肩头，什么也无法阻挡她了，只见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冲上前去，没有任何人掩护，一直跑过180米长的空地，真是愚不可及。几个大胆的人跟在她身后。……格尔达拍到了阵地的长篇片断……天都快黑了，几乎是靠武力才把她拉回来。”

一开始我陷入了深深地迷惑和反感，为什么面对大规模的同类死亡他们依然可以保持无比兴奋和斗志昂扬的心情？眼看着前一刻还在开玩笑的同伴，下一刻就有可能成为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幸存者则比死者承担着更大的痛苦——他们怎么举得起手中的相机，把这当成一种热爱的工作？我始终相信，一切道德的底线其实是对生命的保护，从保护生命的存在，到保护生命的多样性，在这条底线被肆意践踏的日子里，他们有没有受到过内心的折磨？

后来，我读到小红狐格尔达生前的一段话：“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的人，他们在这场自卫战争中死掉，想起这些人，你会产生很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到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不公平的。”我想起自己在医院重症急诊室里度过的那些日子，每一天都有四到八个病人在家属的哭喊中被草草裹上推走，而我已无力对此再报以任何同情或者忧伤——我忽然理解到他们为何在死亡面前呈现出一种狂欢的姿态——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午餐时，树干上，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地方，大规模的，密度极高的死亡让人的神经陷入了麻木，只有因为危险而急剧飙升的肾上腺激素掌控着人的身体和思想。人们毫无尊严地死去，死亡成为和吃饭、赌博、***一样频率极高的事件，每一个人都随时会死去的直接结果，就是每一个人都不再拿死亡当一回事。在西班牙内战之后，卡帕就是这样，毕生把赌博、***当成了自己停顿下来时所做的唯一正事。“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只有很短暂的一生好过，他不能顺从于一套不能逗自己开心的标准而荒废人生。”他的情人英格丽·鲍曼这样说。

在充斥了歇斯底里的孤儿、挨饿的妇女和无数死尸的前线，格尔达一直保持着无比兴奋的状态超负荷工作，从一个故事奔向另一个故事，一边高唱着共和党人的进行曲。即使是被装载了重型机关枪的双翼飞机发现的时候，她依然保持镇定仰躺在地，只是不停地往莱卡相机中装胶卷。最后，在维兰牛瓦村，鲁莽冒失的行动给她带来了最深重的后果，坦克灾难性地撞上了她。护士艾琳回忆说：“她的腹部受了重伤，所有的小肠都冒出来了……她问的唯一问题是：我的相机没事吧？都是新相机啊。没有问题吧？……死的时候，她只是闭上了眼睛。……我记得很清楚，她很漂亮，本有可能当上电影明星的，而且，她并不害怕。”

在卡帕的一生中，经历过的女人不计其数，可是即使是后来他深爱的“红姑娘”，或者英格丽·鲍曼，也无法取代小红狐格尔达·塔罗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格尔达为他改了“卡帕”的名字，以代替原来那个欧洲味十足“安德雷”，是格尔达造就了卡帕，把他推上战地记者，这个“有那么多金钱、美酒和漂亮姑娘”的“最具挑战的刺激职业”。格尔达是卡帕的发明人。她死后，卡帕陷入了长时间的抑郁情绪之中，在布列松的眼里，蒙在卡帕头上的帘子掀开了，出现的是一个和他那风流乐观的公众形象完全相反的人：他世俗，有机会主义思想，同时深深地厌世。他认为自己应当对格尔达的死亡负责，他不能去原来和格尔达一起去过，或者计划要去的地方，他筋疲力尽地逃离所有关于格尔达的记忆。他的挚友贝斯尼奥说：“卡帕的一部分已经和格尔达一起死掉了。她才是他真正的灵魂伴侣。”在其后的一生中，卡帕经常以妻子的身份提到格尔达，“她是他一辈子最爱的情人。”饶有意味的是，格尔达曾经斩钉截铁地拒绝过卡帕的求婚，“一辈子”和“被拒绝”，这两个字眼对情场一贯得意的卡帕来说，真是稀罕得让人吃惊啊。

有些时候，卡帕是这样一个人，和小红狐一样在面对危险时漫不经心，即使被当场炸伤了双腿，也无心打开急救包，只关心怎样才能把胶卷送回去；在被誉为“血腥奥马哈”的海滩上，他“左手拿着雨披，走得很帅的样子”，有一刻，他“觉得可能不再需要雨披了，就扔掉了，看着它浮在水面上漂走了。”后来，他忽然发现周围安静下来，“只有死去的人在随着海水浮动。”他也不过是喃喃念叨着“Es una cosa muy seria”（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仍然停留在海滩上拍了90分钟的照片。后来这些用性命换来的照片因为一次意外事故而统统化作了胶泥，但是卡帕却对此并不在意。

卡帕也是这样一个人，笑称自己的大肠比腿还软，“真正可怕的事情是在炮火底下换裤子”，称能从奥马哈海滩生还“心存感激”，“最厌恶的就是战争”，“恐惧感让我的脸都变了形。”他在一场鼻骨小手术的现场剧烈地呕吐，他经常靠着朋友的肩膀失声痛哭。格尔达死后，他便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停留过，他从一张床轮换到另一张床，***过后喝点醒神酒，然后赶往赌场，输光之后再奔赴前线。他的生活轮番旋转毫无间隙，他假装成自己创造出的那个人，为了躲开死亡阴影的追迫，也为了逃避战争逼他直面的残酷和伤害。

曾经读到一句话，看一个人是否快乐，要看他清晨醒来那一刹那的表情。外人眼中风光无限，左右逢源的卡帕，早已陷入了深深的战后压抑症当中，他坐立不安，暴躁易怒，酗酒赌博，缺少方向感，还有无法抑制的存活者的内疚心理和虚无主义倾向。卡帕他在乎，他其实深深在乎。那些在人肉纷飞的环境下的沉痛体验，造就了他的声名，也把他给毁了。他自欺欺人地支撑着花花公子和骗子的形象，就像掉下悬崖的人死命抓住一根枯枝，他知道，若一松手，等待他的哪有什么武林秘籍，必定只能是万丈深渊。他越加精心地营造自己的外壳，只因除此之外，他已一无所有。卡帕被誉为“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绅士”，只因他什么种族、肤色、主义、国籍和婚姻状态的女人都有可能去追，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评价，真可看作是命运开的大玩笑。

读到汉塞尔·米斯对他的评价，我不禁怦然心动，这正与我读这本传记后得到的看法相同：“你看，卡帕是个怪人，看他的行动好像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同时，他又很拿生活当真。他是有很多种人构成的，有些很好，有些不那么好。他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仍然是，他在我们面前编造故事，是在真实生活中靠不住的故事。他有冒险的性格，但许多次他竟然扶在我的肩头上痛哭。他是个造就出来的人，大部分，是他自己造就的成果。”

其实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为了鼓励那个暂时陷落在低潮情绪中的人——卡帕是一面旗帜，个性那么强烈，经历又那么传奇，我以为他会是一个很好的正面人物，可以励志，也可以怡情。可是当我把《卡帕传》反复看过，我竟然也陷入了无可救药的低潮情绪，而那个我要安慰的人，却已独自走出了困境之中（当然他还会再回来的）。命运派送恶作剧，讲究人人有份——我很后悔，如果我当时只是匆匆一读，那么卡帕的形象就会以永不疲倦的高大全形象存留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所有和我一样间歇性低潮的人们——然而走进卡帕才发现他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在囚室铁屋中徒劳寻找着人生的出口。这样的卡帕是如此亲切以至于人人都能从他身上看到自己，同时这种亲切，也摔碎了我们的最后一个扑满，因为卡帕并非我们所指望的能救赎我们的基督。他和我们一样生活，烦恼着，绝望着，只不过他绝望的表现是如此热烈诙谐，让我们多多少少能够体会到一些酸涩之中的酣畅。我想，如果把那天的地雷停住，让卡帕选择，他未必会选择继续活下去。我仿佛能听到卡帕向他的女友倾诉：“在一场战争中，你必须仇恨什么人，或者热爱什么人。你必须有个立场，否则你就无法忍受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写到这里，想起那个患了忧郁症的崔永元，也想起那个在北大胡说八道的李敖——世上总有人过得热闹，也有人过得冷清，但那花团锦簇之下，大家又何尝不是用着同一个枕芯。

在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里，有这么一段对话：

“哦，史卡文斯基？这是你的名字吗？哦！在短兵相接的时候获得两面旗。你真是个勇敢的士兵了。”

“我也能做一个忠诚小心的灯塔看守人。”

“做这件事要每天好几回爬上塔楼去的。你的腿够不够劲？”

“我就是靠两条腿穿过大平原走来的。”

“你懂不懂海事？”

“我在一条捕鲸船上做过三年事。”

“你倒是各式各样的事情都做过了。”

“我没有懂得的就只有一个‘安静’了。”

“为什么？”

老人耸耸肩膀道：“这就是我的命啊。”

卡帕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不懂得‘安静’”的人，如果他也有老去的那天，会不会情愿做一个孤寂的灯塔看守人，这些都不得而知了。在远处看卡帕时，我膜拜这个单枪匹马的英雄，走近一些才发现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赌棍***，最后，当我真正走到卡帕身边，我只看到一个真诚的人，悲壮得有些滑稽地和人类终极的荒诞和悖论对抗着。我不敢再走进去，生怕触及到自己无可回避的追问。

我心爱的数学家爱多士，喜欢把上帝称为SF（SUPREME FASCIST：最高法西斯），他说人类和SF之间是一场不公平的，不得不参加而又注定要失败的比赛。

“生命的目标是什么？”

“去证明，去猜想，令SF得低分，”人类卷入这场生死攸关的严酷比赛，“如果你做了不好的事，SF就至少得到2分；如果有些事是你能做却没做好的，SF至少得1分。如果你做得不错则无人得分。”人类永远无法赢得比赛，所以，生命的目标不是胜利——

“目的是让SF得低分。”

听说卡帕在地雷炸响的那一刻，还童心十足地按了最后一记快门，显然，在卡帕和SF的这场比赛中，SF的分数不会太好看。这可真够人乐一会儿的了。在这篇文章的结束，我终于欣慰地发现卡帕依然可以充当一个相对真实的榜样。年岁及长，一蹴而就救世的理想已慢慢成为笑柄……也许大家都只是妄图偷翻过墙的无知小儿，你的脚踩在我的手上，我托着你，一个一个彼此扶持，才终于叠起了摇摇欲坠的罗汉——至于这罗汉的最下面一个是人是鬼，站在何处，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卡帕死后的那个星期天，柏切斯的会堂里热闹非凡。送葬的人们，比起能和卡帕长久相处的挚友，实在是多得太多了。

2005-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