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戒除猎奇的心态》

翻到版权页，看到“封面书眉题字：徐冰作品”，很是诧异，哪有题字，哪有作品？仔细看去，才发现那四个仿宋体“七十年代”原来是手写的。虽然其工整足以乱真，但是笔触之间的微小空隙还是透出了一些人情的气息。望着这封面，想起爸妈以前常用的记事本：牛皮纸封面上的“工作手册”四个字，也是这样的仿宋体。不知这拘谨而怀旧的字体，是否专为“七十年代”而设？

虽然话题是“七十年代”，但作者们都明白，“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记得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曾经在家里的书橱中翻出一套《历史在这里沉思》，上中下卷，封面各为红黄蓝色。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文革，看了刘少奇、贺龙的文革遭遇，很是惊叹：原来大名鼎鼎的国家领袖、100块上的老人头，也死得这么惨啊！

那时年纪小，读不懂文革，其实现在照样不懂。80后的人看大跃进、看反右、看文革，真的就是看奇观，难以逃脱猎奇的心态，而且看多了还会麻木。只因一切并非亲历，伤疤长在别人身上，当然不知道疼。然而，不知疼也就不知敏感，不会发觉自己身上其实也会沾染七十年代的基因。

我发现，有过文革经验的知识分子都对权力特别敏感。文革过去三十年，张艺谋、陈凯歌还是会用他们的电影对权力作曲折的控诉，并时时不忘让自己出现在主流视野中，以免再遭被抛弃的命运；陈丹青看似无涉政治，其实他很知道权力曾经做过什么；而阿城一再地说：为什么要期待权力的肯定呢？它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能否定你，难道你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当然，更多人经过了七十年代，还是没有学会这种敏感。比起西方对历史的思考，陈丹青说，中国人三十年来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旧时代的账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上路出发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他恨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并痛骂：“我们活该世代幼稚”。

如今的官方话语中，三十年来的成就被热烈地反复又反复，四十年前的伤痛却无人能提。在文革结束已32年的2008，我们仍然只能从繁体字的书里寻找历史，猜测着未来的简体字版本会删掉些什么。也许我也该乐观一些，相信这样的现实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改变。不然，单以猎奇的心态来读这些人的七十年代，真是没多大意思。那是他们的青春，与我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