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文明的尝试《一本被忽视的胡适传》

一本被忽视的胡适传

罗志田教授的《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不是第一本胡适传，也不会是最后一本。目前图书市场已有好几种关于胡适的传记，罗教授的这本“前传”虽非完璧，却是甚有特色和价值的一种，恐怕不是其他传记所能取代的。以笔者浅见，这是目前中国学人写的最好的胡适传。可是这本书却被许多读者忽视，甚至有些所谓搞“胡适研究”的学者都不曾细读，实在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罗教授的这本著作曾于199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了“简易修订版”，以前看过的人对此有颇不满意的，但因鄙人寡陋，当年学校图书馆亦未收藏四川人民版，未曾过目，这回细细读过一遍，所获甚大。

“胡适一生写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浅显，也以此著称于世，然而这位最希望为人理解的思想家恰又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他自己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多得喝彩。”（页3）罗教授从他阅读胡适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提取出这一悖论，颇值玩味，这种问题意识恐怕不是一般大谈胡适文章“清楚浅显”的学者所能阐发的。接着，罗教授借周明之先生的话指出，“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是胡适难以为人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页3）因此，罗教授认为，“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且两者就像‘知人’与‘论世’的关系一样，本是互补的。”（页3—4）而本书在“知人”、“论世”两方面都可圈可点。

本书第二章《语境：从西学为体到中学不能为用》可以看作从大背景上“论世”。罗教授自嘲多年来所从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只是讲些“旧的不旧，新的也不新”之类的话（《两岸史学与史家》，载《万象》2008年7月号），不过要真正吃透近代中国的“变与不变”，却并非易事，而这恰是罗教授的拿手好戏。比如，他指出，“倘若把视点集中到中国，也应记住冲击中国的西方是个变量；而西潮入侵中国之时，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在变。”（页13）可谓独具只眼。且看他对近代中国传统变迁的观察：“中国传统本崇让不崇争……要言之，争的观念因西潮而显，亦由西潮为之正名。美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其关于中国近代的新著封面上以中文大书一‘争’字，盖有所得焉。尚争而不尚让，正是中国近代与前近代的一个重要区别。”（页21）又说，“中国传统观念是趋向渐进的，主张温故而知新，推崇十年寒窗、滴水穿石的渐进功夫。”（页27）还有心细如发之洞见：“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西方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地位步步上升。”（页22）这种判断往往是经年累积所得，不容更易。

第三章《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胡适的性情人格，因此许多“谜案”便可迎刃而解，使人信服。作者认为，《学为人诗》对胡适影响极大，“观其一生，也正是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页32）而这种心态，使胡适从小不自觉地维护这种“与众不同的身份认同”，并因此“养成他后来爱说的‘爱惜羽毛‘的特点。”（页31）这可算是“知人”。

试举例言之。鲁迅的《忆刘半农君》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起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大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我是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众所周知，胡适温和平易，交友极广，可是鲁迅对他怎么会有这种印象呢？对胡适颇有研究的耿云志先生也只是叹谓胡适为人如何热诚襟怀如何坦率，却未能析疑释惑。没有读这本书之前，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罗教授从“率性”和“作圣”出发，指出“胡适好名，又颇具防卫心理”，这难免使鲁迅这样的“怀疑论者”会产生如此的联想。罗教授轻轻一点：“胡适那始终如一的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却被描绘得很传神。”（页218）这团困惑因此涣然冰释。当然，少年时代在上海的经历，也使“胡适一生与留日学生始终不能密切”，“私交最好的或算周作人，也终是有些隔膜”。（页46）不过，从鲁迅这短短的几句话中，我们不仅可以体会胡适的情态，也可发现鲁迅的性情和敏锐的观察力。

再举一例。胡适在美国提倡“作诗如作文”的文学革命，受到梅光迪、任鸿隽等一班朋友的反对，他却锲而不舍，最终因此在国内暴得大名。罗教授解释道：“胡适的防守心态，每遇压力，必有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他之所以走上文学革命的道路，外来的压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诚为确论。（页116）

识者认为，罗教授是“目前中国国内中国史学界极少数真正对西方的史学工作的具体操作有亲身了解而同时又直接参与中国国内史学核心的建设工作的学者，这两者结合之密切和他所处的高度，可比的人就更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情况几乎独一无二。”（云中君语）有如此的学力和经历，也难怪他能高屋建瓴，气象宏大，常能言人所难言，发人所未发。

罗教授并不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在这本胡适传中，他却鞭辟入里，以“火眼金睛”洞破历史的表皮，揭示历史的真相：

几年内最先接受白话者竟然包括素称落后的北洋***，它在1920年就规定小学课本使用白话文。而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页126—127）

甚至可以说，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在文学革命运动“失败”的基础上继续完成文学革命“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任务。……左翼文化运动其实亦沿着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在发展；反对是表面的，继承是内在的。（页128）

郑振铎在林纾去世的1924年指出，把西洋小说提高到可以与司马迁的《史记》并肩的程度的，正是林纾。……有意思的是，梅光迪也曾攻击胡适“把《水浒》来比《史记》”，则两人努力方向原本一致。……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化诸人不过是步林氏的后尘而发展之，两方面是相互配合的。（页141）

这般论断力透纸背，发人深省。

不仅如此，作者并没有因为研究胡适而极力吹嘘胡适的好处，对胡适的论敌如陈独秀、鲁迅也能作持平之论，此点尤为不易。不为胡适所迷，不以胡适的是非为是非，正可见作者对胡适理解之深之透。比如，作者对胡适的批评：“他的知识分子训练使他考虑问题总是从长远着眼，而且有时恐怕是太长远，结果提出的解决方案就不免脱离当下的实际，难以为人所理解。”（页135）“胡适学杜威最成问题之处，就在于他总是想把美国这个‘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而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页196）此类中肯的批评恐怕不是扬胡（适）抑鲁（迅）论者所能阐发。

又如，作者对胡适学问的认识：“胡适对西人治学的领会，实不如冯（友兰）。对西人特别擅长的系统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本领，胡的追随也不如冯。胡适的《哲学史》几十年很少被西人引用，而冯著却几乎是人人必提，多半因此。……胡适在学术上自称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也多半在能与乾嘉治学之道相通的地方。”（页177）进而指出，“胡适做学问着意所在，主要还是开辟的一面。”（页181）这都是关照大局而又落在实处的知人之言。

对于扬胡抑陈（独秀），作者亦有清醒的认识，具体可参见本书页37的脚注。通过分析，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取法乎上，欲得其中’的故意激进取向”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的共同思路。（页132）而“胡适一生谨慎，惟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常常主动进攻别人。”（页140）更可见后来倡言“容忍”的胡适这个时期的心态。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表现，作者引唐德刚的话指出：

胡适初回国，不仅学贯中西，“在个人行为上，也循规蹈矩”。所以新文化运动一切为老辈看不上眼的破坏性行为，都挤在陈独秀身上；而略涉建设性的“新思想”、“新道德”等，都归了胡适之。（页37）

后人如不深入研究，难免为历史之雾所蒙。

罗教授不仅能突破历史之迷雾，其研究之细腻恐怕不是粗心的读者所能发现的。比如，他对胡适《四十自述》的分析：

胡适认为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是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成名之后的胡适可以看出梁氏此篇也有典范转移的开封起作用，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也只能是四十岁的成年胡适的评价，而绝非少年胡适的见解。但梁也只是开风气，不少具体的“整理工作”只在列出的纲目下注一个“阙”字。胡适自称他当时即有了为梁补作这缺了的几章的“野心”。这个说法，也只能存疑。因为当时胡适的主要精力在学英文，而出国留学首选的科目是农学，与此野心破不相符。但胡适治学极受此文的影响是无疑的。（页50）

我后来读到某些关于胡适的论作（在罗著问世之后出版），往往直接抄录胡适的话，没有丝毫辨析。这种精密与细致恐非一般自称搞“思想史研究”、“胡适研究”之辈所能有。

罗教授在本书中常常融会自己对近代史的研究心得，因此要真正吃透书中所论，非深入阅读罗氏其他著述不可。比如，罗教授多次提到“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论题，就有必要参阅他的相关论文。又如，页132对科举制废除的看法，则需参考他关于科举制废除的论文。页157—158提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名称遭北大另一位著名教授耻笑，被认为“不通之至”，则需参看罗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中的相关论文。页160提及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如要深入探察，则需阅读他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作的导读。页197谈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对峙，则需阅读他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著作。凡此种种，均见作者的功力。因此，要想深切全面领会罗教授这本胡适传，是非下一番功夫不可的。

遗憾的是，本书只写到1929年，对此，作者在“修订说明”中说，“希望将来能续写以成全传，或单独写一本‘后传’。”有如此精彩的“前传”，我们有理由期待罗教授再接再厉，为胡适研究锦上添花。